邂逅大行宫
红学研究
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皇帝第三次下江南，巡视到南京时，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江宁织造曹寅的母亲孙氏，以六十八岁高龄趋前觐见，康熙见之“色喜”，当着许多臣下慰劳孙氏说：“此吾家老人也。”厚赏之外，还挥毫写下了“萱瑞堂”的大匾。以上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概括，细究起来，则需弄清以下问题：康熙接见孙氏的地方，究竟是江宁织造署还是江宁织造府?或者署府是合一的建筑群?康熙题写“萱瑞堂”那天是四月初十，现存记叙此事最详的两篇当时的文章，冯景的《御书萱瑞堂记》说是“会庭中萱花盛开”，毛际可的《萱瑞堂记》更说是“岁方初夏，庭下之萱，皆先时丰茂，若预知翠华之将临且为寿母之兆，岂偶然之数欤!”根据当时的气候条件，萱花那时究竟是否可能已经开放并呈丰茂之状?
我研究《红楼梦》，采取的两个方法，一是文本细读，一是原型研究。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就会发现在曹雪芹的八十回文本里，特意在第七十六回凹晶馆黛、湘联诗时，由黛玉吟出一句“色健茂金萱”，而且安排湘云作出这样的评论：“‘金萱’二字，便宜你了，省了多少力……只是不犯着替他们颂圣去。”由此可知康熙皇帝为曹雪芹祖上题写“萱瑞堂”大匾事，被曹雪芹“真事隐”后又“假语存”，第三回黛玉进府所见的荣国府正房所悬的御笔“荣禧堂”匾，其原型正是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十题写的那个“萱瑞堂”匾。但曹雪芹使用这些原型材料，目的已绝非“颂圣”，他是要背离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去抒发其独特的人生哲学。
今年五月下旬到南京，我应“市民课堂”邀请，去进行他们系列讲座的第63讲，题目是《我眼中的红学世界》，地点呢，是在大行宫会堂。何谓大行宫?这个名称虽然是乾隆时期才有的，但乾隆皇帝一生有个值得人们深思的做法，就是他行事处处以祖父康熙为榜样，而很少标榜是以他父亲雍正为楷模。他的南巡之举，就是步祖父康熙后尘，到了南京，连驻跸的地点都尽量不逾祖制，仍在当年曹寅接驾的那个空间，当然，已经进行了一番改造，并且不再作别的使用。现在的大行宫会堂，实际上就是曹雪芹祖父接驾康熙的地方，也就是曹雪芹的故家。在这样的一处地方来讲自己阅读《红楼梦》的心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研究《红楼梦》，先把曹雪芹所经历所表达的康、雍、乾三朝的政治风云、家族浮沉搞清楚，是十分必要的。正如《红楼梦》中写贾政验收竣工的大观园，他第一步是命令“把园门都关上，我们瞧了外面再进去”，把门面外墙欣赏完了，把握住了园子的大环境、总风格，再开门入院，曲径通幽，穿花度柳，一处处地细品细赏，最后全局入心，达到审美的大愉悦。正如总在园门外转悠无法评价大观园一样，如果只是考察清史和拘泥曹学，那对《红楼梦》的研究当然难脱片面，但如果是从外围逐渐深入内部，最后是对《红楼梦》文本的细读深思、考辨感悟，那么，你怎么能对之冠以“红外学”的恶谥呢?
我在演讲过程里，不时在想：严中先生在不在座啊?严中先生是南京的红学家之一，他对曹雪芹与《红楼梦》和南京的关系，研究近三十年，用功极深、收获甚丰，我的《揭秘<红楼梦>》讲座和书，参考过他的《红楼丛话》，对他可谓神交已久、十分佩服。他通过实地考察与查阅资料，告诉我们：曹寅时代的江宁织造署和江宁织造府是两处不相连通的空间，前者是曹寅接驾康熙皇帝的地方，也是“萱瑞堂”之所在，后者则是曹寅和夫人家属的一个居住空间，另有江宁织造局，则是进行纺织品生产的机房。江宁地区的萱花在阴历四月初不可能开放，因此当时文人关于康熙皇帝题写“萱瑞堂”大匾时“庭中萱花盛开”的说法，特别是强调萱草预知皇恩将沐特意提前开放，全是“颂圣”的谀词。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康熙见到孙氏，这位当年他最亲近的保母(不是保姆，是“教养嬷嬷”)，他人性深处的感激之情迸涌出来，也就未必注意庭中的萱花是否已经绽放，萱花既然象征母亲，便大书“萱瑞堂”以释情怀。
弄清曹雪芹祖上与康、雍、乾三朝皇帝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红楼梦》文本至关重要。曹寅在南京四次接驾康熙，风光已极，怎么才过了二三十年，这家人的家谱就找不到后续了，连曹寅后人究竟有谁，曹雪芹究竟是他的亲孙子还是过继孙子，都弄不清了，这种家族史的大断裂，实在令人震惊。如果不是卷进了政治大案，而遭致无法抗拒的档案销毁，这种现象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中国人是靠祖宗崇拜维系族群延续与发展的，远的不论，就从清初说起，许多家族遭遇了无数次社会震荡，他们还是能拿出历经劫难而保留下来的家谱，一代一代记录得清清楚楚。怎么曹寅的后人到第三代就模糊得如烟如雾呢?这是我亟想当面向严中先生聆教的。
演讲过后南京报馆的人士告诉我，严先生来听了。后来又促成了我们在饭局上的晤面。我事先并不知道演讲和那晚的饭局都在大行宫范围之内，也并不敢奢望严中先生会听我演讲并乐于见我。因此，邂逅一词，确实表达出了我的惊喜意外。我知道我和严中先生在对《红楼梦》的理解上是有着重大分歧的。他认为曹雪芹笔下的荣、宁二府及相关空间如水月庵等都在南京，林黛玉从苏州入都的那个都城也就是南京(石头城);元春的原型是嫁给平郡王作了福晋(正妻)的曹寅女儿……简言之，他认为《红楼梦》的“本事”在南京，而我认为《红楼梦》的“本事”在北京(只是糅合进了曹家在南京的一些故实)，元春的原型另有别人而非曹雪芹姑妈平郡王福晋，其他分弛处也不少，因这两年所经历的党同伐异、排斥歧见如仇寇的事情颇多，所以对严中先生能否容我，还真有些诚惶诚恐。没想到，席间一见，竟如久别重逢，言谈甚欢。我们抓紧时间交换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对于我的一些求教，如废太子当年随康熙南巡在江宁的行为表现，特别是与曹家的关系，他或即席回应，或表示今后可从容告知。严中先生长我八岁，晤面才发现他仍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他非南京土生，而已成为一位南京历史、文化方面的专家，对曹雪芹和《红楼梦》与南京的关系，探幽发隐，最近又与周汝昌先生合作推出了《江宁织造与曹家》一书。听他一席谈，感受到兄长般的呵护，朋友般的坦诚，真是相见恨晚。
我一直神往上世纪初那些先贤们的君子高风，蔡元培先生提出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他真是言行如一，有容乃大;胡适通过考证，使得原来对索隐派感兴趣的人们，把兴奋点转移到他那关于《红楼梦》是一部写实小说的思路上来，可以说是开启了红学新风，但他从未减少对索隐派主帅蔡元培的尊重，也从未将继续搞索引的人士视为寇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且不去评价，那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和大多数参与者绝不将观点分歧转化为政治判决和人格攻击的总体风度，实在是今天我们仍须继承与发扬的。
南行归来，我将和严中先生保持联系，交流研红心得。写此文时已是炎夏，大行宫一带的萱花，该是真的盛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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