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毕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①。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②,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③!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④,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⑤,门庭庶子⑥,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⑦,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即谨,上为凿一门⑧,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⑨,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⑩。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11),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12),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13),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闺天、泰颠于置罔之中(14),授之政,西土服(15)。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16);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竟劝而尚意(17)。
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土,则谋不因,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18),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19),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注释】 ①刑政:泛指政治事务。之:到,达到。治:安定。 ②本失其所欲:应为“失其本所欲”。 ③道术:学术。 ④辟:同避。 ⑤鄙:边邑。郊外:据《尔雅》,都城之外称郊。郊之范围,据郝懿行注,谓王畿千里,则范围在百里内;王畿百里则范围在十里内。郊外,谓远在国都之外。 ⑥门庭庶子:公族卿大夫之子,嫡子之外称庶子,地位低于嫡子,往往负责宫中宿卫,住在内外朝门庭之间,所以称门庭庶子。 ⑦四鄙:指国家四边疆界之内。萌:是“氓”的借字,指农民。 ⑧谨:严谨。上:应为“止”。 ⑨以劳殿赏:按照功劳大小定赏。殿:通定。 ⑩此若:若,也是“此”的意思,“此若”是复词(从王引之说)。 (11)服泽之阳:服泽,古地名。《孟子·离娄篇》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服泽”可能就是“负夏”。 (12)阴方:古地名,所在未详。(13)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伊尹,又名挚,商汤王时著名的能臣;庖厨,厨房。据说伊尹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善于烹调,他用饮食滋味的道理来启发商汤,得到举用。 (14)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闳夭、泰颠,周文王时的贤臣;罝罔,捕兔、鱼的网。罝音mie (蔑阴平)。闳天、泰颠原来可能是捕兔捕鱼的人。 (15)西土:指丰、鄗一带,即现在的陕西省关中地区。因在崤关以西,所以称“西土”。 (16)施:应为“惕”、(从俞樾说)。 (17)竞劝:互相勉励。 (18)美章:章,同彰。谓美的行为得到传扬。 (19)尚:同倘,倘若。
【今译】 墨子说:现在的王公贵族,在国家朝廷中从政的,都希望国家走向富强,人口日益兴旺,政治上达到安定。但结果却是不能得到富足,而得到贫困;人口不是增加,而是减少;社会得不到安定,而是出现混乱;失去了原来所期望的,而得到了原来所厌恶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墨子说:原因就在于王公贵族在朝廷里从政的人,不能把尊重贤才使用能人作为一项政治措施。因为国家拥有的贤良之士多了,国家的统治基础就坚实;贤良之士少了,国家的统治基础就薄弱。所以,掌权人物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广纳贤良之士而已。
有人问:“那么,广纳贤良之士的具体办法是什么呢?墨子说:这就象想要增加国家善于射箭驾车的人一样,必须使他们富贵,尊重他们,表彰他们,然后国家善于射箭驾车的人才可能增多。何况有贤良之才的人,具有笃厚的德行,善辩的才能,广博的学识呢!这些人无疑是国家的宝贝,社稷的辅佐,也一定要使他们富足尊贵,敬重他们,表彰他们。这样,国家的优秀人才,也就可以增多了。因此古代圣王治理政务,总要表明:对不义的人就不让他富足,不让他尊贵,不给予信任,不让他接近国君。于是,国内富贵的人听了,都在下边计议说:当初我们所倚仗的,是富贵的地位,现在国君提拔仁义的人,不嫌弃地位贫贱的人,那么我们不可不做仁义的事了。为国君所亲信的人听了,也在下边计议说:当初我们所倚仗的,是为国君所亲信,现在国君提拔仁义的人,不嫌弃关系疏远的人,那么我们不可以不做仁义的事了。处在国君身边的人听了,也在下边计议说:当初我们所倚仗的,是近在国君身边,现在国君提拔仁义的人,不嫌弃身处远地的人,那么我们不可不做仁义的事了。远离国君的人听了,也在下边计议说:当初我们以为远离国君,没有可倚仗的,现在国君提拔仁义的人,不嫌弃远离的人,那么我们不能不做仁义的事了。直到边疆郊外的臣民,宫庭中的侍卫,城邑中的群众,四境的农民听了,也都争着做仁义的事。这原因是什么呢?答道:国君所藉以驱使臣下的,只有尚贤一种方法;臣下所藉以得到国君任用的,也只有行仁义一条途径。就象有钱的人家,有高墙深层,墙修得严实,只开一个门,有盗贼进入,就关闭他进来的门而后抓住他,盗贼就没有门路可逃出去。由此可知,能够驾驭臣下的原因,就在于国君抓住了要领。
古代的圣王处理政事,考察实际的德行,尊重真正的贤能,即使是农夫工匠中的人,只要有才能,就提拔他,封给他很高的爵位,给予他丰厚的俸禄,委任他担任官职,授予他决断的权力。就是说,如果封给他的爵位不高,人民就不会尊重他;给予他的俸禄不多,人民就不会听信他;委任他官职而没有决断权,人民就不畏惧他。将这三者授予贤人,不是因为他贤能而赏赐给他,而是希望将事情办成功。所以在那时候,按照德行分封官职,依照官职处理政事,按照功劳决定赏赐,衡量功绩大小分给俸禄。所以在朝的不会永远做官而富贵,在野的也不会永远做平民而贫贱,只要有能力就加以提拔,没有能力就罢免他,出以公心,丢开私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古时候尧在服泽之阳提拔了舜,将政事交给他,天下得以太平。大禹在阴方之中提拔了伯益,将政事交给他,九州得以奠定。商汤在厨房里提拔了伊尹,将政事交给他,他的治国谋略得以成功。周文王从猎人的行列中提拔了闳夭、泰颠,将政事交给他,西方的诸侯为之臣服。所以那时候,即使是享受丰厚的俸禄,处于尊贵的地位的大臣,没有一个不兢兢业业地处理政事;即使是农夫工匠,也无不争相进取而崇尚道德。
士是国君能凭借他们的辅佐来继承先祖遗业的人。因此,有了士的辅佐,国君谋事就不会困难,身体就不会劳累。功成名就,美名传扬而恶行杜绝,都是因为有了士。因此墨子说:治国成功时,不可以不起用贤士;不成功时,也不可不起用贤士。要想承继尧、舜、禹、汤的办法,就不能不尊重贤才。尊重贤才,是政治的根本。
【集评】 明·吕补:“章法甚高。”“有收拾,有断结,而意味更悠扬。”
明·杨道宾:“推至远鄙郊外等处,广极其效。”
明·王慎中:“一物一术,字眼甚工。”
明·傅复器:“引尧禹汤文用贤以明之,是直叙中有反复。”
明·张之象:“归结正本上,有收煞。”(以上均见《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卷十一)
明·朱国祚:通篇议论,周之所以不治在于不用贤,尚贤则治,不尚贤则乱。此等议论,即吾儒不能易也。
明·邹德溥:“词多反复,意义迂回,气尚宽舒,教特恳切,别是一调,不宜以诸体观之。”
明·黄洪宪:(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大意俱见于此,下是更详说辩论。”
明·陆灿:(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下俱是尚贤之效,富贵远近亲疏争劝为义,尚贤之风有以使之,彼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皆其效之所必至矣。”
明·王直:“逐句逐字,俱是圣王尚贤之典,而词条森然,一禀于正。”(以上均见《历子品粹》卷十一)
【总案】 《尚贤》共上中下三篇,内容大同小异,本文是其上篇。作者认为,王公大人“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就必须得到“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良之士的帮助。他们是“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故必须“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作者建议,统治者举贤必须根据实际能力,打破“贵贵亲亲”的亲法制。“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些见解,体现了墨家进步的政治观和人才观。文章语言质朴,论证严谨,随时援引大量事例为证,表现了墨家之文重视实证的一贯风格。自设问答,揣摩心理,亦委曲近情,详该周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