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
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
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屋起秋尘。
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
本诗诗题 《长门怨》，顾名思义，为长门之怨。长门宫是汉武帝陈皇后的所居之地。据说陈皇后失宠以后，曾请司马相如为她作 《长门赋》，叙写自己的愁闷悲思。这篇赋感动了汉武帝，遂重新宠幸陈皇后。后人便作乐府诗 《长门怨》 来记诵此事。李白的这首古题乐府便是借历史上此段故事反映被遗弃在深宫中的宫人的不幸遭遇，而并非只是专指陈皇后。
这两首诗虽然独立成章，各自为篇，但不妨也可以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前者从景到情，后者从情到景，诗情萦绕，辞采重叠，于近似反复的描写中浓郁地叙出宫人的一段深意。
首句“天回北斗挂西楼”，从字面上讲，只是说北斗星已漂移到西天，时值夜深了。然诗人用一 “挂”字，似乎使读者见北斗之斗杓悬挂在西楼之飞檐上，久久不去。这样写来究竟有何用意?原来诗人用北斗暂驻西楼的形象描摹告示读者： 西楼中发生了使北斗为之而注目的事了。二句“金屋无人萤火流” 紧接着托出原委，说明是金屋藏娇中的“阿娇”陈皇后已不再受宠了，亦即李白笔下的主人公——宫人已不再获幸了，空空荡荡的破屋中只有几点残萤在流动。就是这番凄凉的景象吸引了北斗的关注。
三四句 “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诗人转换角度，从北斗写到明月，将前两句中所包容的含蓄蕴藉的愁绪一并倾出。从“欲到”两字可以推知，在北斗挂西楼久久不愿离去之时，月光必陪伴在旁。现称“欲到”，即是说月光见原先华丽热闹的西楼现在竟如此了无生气，心中便大不忍，于是便暂别北斗，要独自来到幽禁宫人的长门殿来，再为这不幸的宫人作一番安慰，使她脱离愁境。“别作”意为“另作”。这就说明明月既为“金屋无人”而愁，更为宫人囚居 “长门殿”而愁。
如此我们便可以说，《长门怨》 其一是借北斗和月光的行动和心理的描写，侧面指出宫人不为所重，长期幽闭的悲惨遭遇。在写法上是先景后情，以景蕴情，景情相融。又运用了既委婉又直白的双重抒情笔法，抒情主人公始终不出场，而只是由星光月色织成一道朦胧迷幻的帘幕，她居于其后而不现真容，使读者只能恍恍惚惚瞥见她低首掩泣之态。这样的描写便增强了诗作的感染力量。
《长门怨》 其二的写景抒情次序正好同其一相反。首句只是叙情，后三句集中写景。而且抒情的手法同其一也不同。前者是间接的侧面的抒情，将抒情主人公隐去，而只是以景物替代;这首却对宫人作正面描写，说她“长愁不记春”。“长愁”，指她移入长门宫后从来没有欢乐，而只有愁苦。“不记春” 语涉双关。“春”既是指自然界的春秋年月，也指过去那段充满幸福的欢洽日子。现既入长门冷宫，人便形同槁木，只能于此苦熬残年。这句诗，照应了上首的末句，是两首之间的楔合部分，自然也揭示了北斗挂楼、月光赴殿的原因。二句 “黄金四屋起秋尘”在结构上上挂首章二句，既然前称 “无人”，必然要 “起秋尘”，门窗外的尘土大量吹入，又无人打扫，如此便积满灰土了。这句是以环境来表明宫人已不再得宠。三四句“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明镜”即明月，她这次只是独自来到，没有与北斗同往，故而能以更多的深情专注于长门宫中的失宠人，频频向宫人投射下和融的月色，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情意。
李白的 《长门怨》 二首，属古题乐府。在李白以前，写作此题的计有十人，李白之后有十三人 (据 《乐府诗集》)。即使是排除李白此诗能跳出专咏陈皇后事的藩篱不谈，单从作品的艺术手段来讲，李白之作名列榜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长门怨》 乐府古题的作者几乎无一不对月色进行描绘，均想以此烘托渲染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使她更为凄恻动人，但他们笔下的明月均不及李白诗中的明月那样多情，那样可爱，那样有心机。它既周览了曾经使宫人得宠受幸的西楼，又欲到长门宫去作更深一层的安慰。连北斗都因伤心过度而挂在了西楼，而这明月却并不仅仅留连于此，而欲再作寻访。如此写来，这明月岂不成了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了么?恐怕有的人还没有这番深情呢。其实，这明月实际上是作者李白的化身啊!这等笔法，实在高超之至，非常人可及。你说是痴语、呆语、傻语、憨语都可以，但恰恰是这等语句，才最能感动读者。而如他人之“秋风动桂树，流月摇轻阴”(梁· 柳恽 《长门怨》)、“月皎风冷冷，长门次掖庭”(唐·沈佺期 《长门怨》)、“长门落景尽，洞房秋月明”(唐·张修之 《长门怨》)、“空宫古廊殿，寒月落斜晖”(唐·卢纶 《长门怨》)中的明月，只当一般陪衬之景来写，别无深意。尽管也有象唐代斐交泰的“一种蛾眉明月夜，南宫歌管北宫怨”(《长门怨》) 和唐代齐澣的“将心托明月，流影入君怀” (《长门怨》) 这些情景结合较为完美的诗句，但同李诗相比，终差一筹。这便是为什么李白的古乐府总是在气韵上高人一头的原因，原来是他在艺术上下了极大的锤炼苦功，以上关于月色的描写便是成功的一例。
另外，关于此诗有无题外之旨，元人萧士斌认为李白用 “以比玄宗皇后，其意微而婉矣。”即认为李白为唐玄宗废王皇后一事作。明人梅鼎祚否定萧说，认为只是“自况”，因为“古宫怨诗大都自况”( 《李诗钞》)。这两种观点相比较，显然是前说不尽有理，后说基本上还能说得通。但李白此诗又无确切编年，故很难结合生平详析。然李白自长安遭废以后，其经历和思想同诗中主人公确有相通之处，故视作“自况” 也未尝不可。若要说此诗寓有他意，仅此而已，若再强牵到王皇后头上，恐怕就不太妥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