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演员赵亮（@演员赵亮），今年53岁了，也算是大家一看就脸熟的老演员。二十多年前，《康熙微服私访记》火遍大江南北，我在剧中饰演的太监“三德子”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
后来这些年，我依然活跃在电视荧屏上，只是再没有一个角色像“三德子”那样深入人心。除了觉得脸熟，观众们对我可能也不是那么了解。
《康熙微服私访记》的剧照。
其实我是从部队走出来的文艺兵，有过9年的军旅生涯，在陆、海、空三军都待过。当兵期间，我为了扶贫曾在汶川赞助农民办过一家养兔场，可惜2008年地震期间被毁。从那时候开始，我在养殖这件事上就停不下来了。最近这十年，我一边演戏一边养鸡，继续在山里折腾着搞养殖，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这是我在自家鸡场拍的照片，怀里抱着一只土公鸡。
我是四川人，用方言说叫“川娃子”。1969年，我出生在成都的一个军人家庭。我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回国后随军驻扎在重庆，他性格开朗幽默，热衷于文艺活动，后来被调到成都战旗文工团当演员。我母亲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她做事特别认真，学过戏，当过工人，还在成都第一家现代化影院担任过总经理。
打我记事起，他们俩就整天忙于工作，一直是外公外婆在带我。外婆是成都武侯祠的花匠，那会儿的武侯祠还没和现在的南郊公园分开，占地近千亩，可以想见工作量有多大。除了修剪花木，外婆还要给祠里的泥塑扫灰。
我懂事早，经常主动揽下扫灰的任务，拿个鸡毛掸子上上下下地爬泥菩萨。武侯祠里有座石碑，由一个叫霸下的神兽驮着，传说它是龙的第六个儿子，我每次都要骑在它的脑袋上晃两圈才愿意回家。
在武侯祠里的那段日子很快乐。外婆虽然没什么文化，不能教我读书识字，但她把能给的都给了我。由于身体不好，外婆一到冬天总是手脚冰凉，母亲为此买了张暖手用的炉子，外面是竹子编的壳，里层有个瓦罐，把木炭填进去，外面再搭条毛巾就能捂手。外婆舍不得用，总是把炉子让给我。
这种朴素的爱，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显得特别动人，也让我对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人情冷暖有了切身体会。
演员对情景都记得比较清，我印象中特别深的一个画面是：那时候家里每个月能分到两斤肉票，外公总是揣着票走十几里地去郊区买肉，只是因为郊区人少，容易买到最肥的肉。那个年头买肉主要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炼油，肥的自然比瘦的好。每回买到合意的肉，外公就会满脸喜色地对全家人说，“这个肉好，四指宽的膘。”
小时侯的照片，弟弟是我的跟屁虫，我（右一）走哪儿他都跟着。
我在外婆家一直待到了快上小学的年纪，之后才被父母接回部队大院。从那时候起，我的生活又多了看书这门乐趣。我自己没钱买书，就去母亲所在的工人文化宫借着看。那里的藏书门类很杂，像《七侠五义》这种武打小说，还有《福尔摩斯探案集》、侯宝林大师的相声集我都有看过。
不上课的时候，我还经常跑去父亲他们单位看排戏，看演员们怎么走场、练唱、抠细节。那个年代的话剧团氛围很好，像个大家庭，叔叔阿姨们得空了还会教我念台词，所以我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几乎听不出四川口音。在这样的环境待久了，我对表演也有了模糊的兴趣。每次学校办文艺演出，我要么上台唱儿歌，要么表演传统曲艺三句半，很少会怯场。
1979年底，10岁的我第一次得到了参演电视剧的机会。那会儿正是寒假，《三战华园》剧组想选一个地下交通员，从我们院子里叫了帮孩子来试镜，最后我被选中了。父亲跟剧组的朋友简单交代了两句，就让我跟组去了其他县市拍戏。
拍戏对我来说并不难，泡在剧团里熏陶那么久，看也看会了，演起来基本都是一条过。待在剧组的那两个月，我一直很兴奋，心想总算知道电视剧是咋拍出来的了。尽管我是小演员，剧组每天还是给开两块钱补助，拍完戏我一共拿到手12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父亲在部队每个月工资也才70元。
那个年代，一提起拍电视剧，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件很洋气的事。《三战华园》播出的时候，整个部队大院只有一台电视机，我们全家人都搬着板凳去院子里看，热闹得就像过节一样。看完大家把我一顿夸，“这小子还真会演戏！”不过，也正是因为当时电视机太不普及了，我并没有因为这部戏成为童星，日子还是像以前一样。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照片，演完话剧后我（前排右二）和其他演员合影。
演戏虽然没有让我早早成名，却让我拥有了比同龄小孩更高的眼界。1983年，14岁的我独自去昆明参演一部法制片。那是我头一次坐飞机出远门，机票48块钱一张，坐上去激动得不行。以前陪父亲去机场，看到苏联生产的三叉戟飞机我就觉得好神气，没想到因为一场戏，小小年纪我就实现了坐飞机的愿望。
15岁那年，父亲他们单位在筹拍电视剧《血战丰都》，我又得到了其中一个小角色——扮演刘伯承元帅的勤务兵。这个人物的角色设定很简单，性格、年龄都跟我很像，可以说是本色出演。但这部戏的拍摄过程非常艰苦。
当时是11月，有场戏需要我跳长江，没有任何防护地往江里冲。江水冷得刺骨，最后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我是军人的儿子，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勇敢、不要抱怨，何况扮演的就是军人。
作为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我从小就觉得从军光荣。况且我也不是读书的料，平时成绩总在班里中下游徘徊，语文、历史、地理这些文科科目还可以，算术最差的时候只考过7分，在教室真的坐不住。所以我那时候的职业理想就是当兵，即便拍了好几部戏，也从没想过长大了要当演员。
八十年代的话剧《五分之一和五十分之一》，那时候的我（左二）看起来还很稚嫩。
父亲听说我想当兵，一直跟我强调当兵是件很苦的事。我说我不怕。1986年，年满17岁的我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军了。刚进部队要参加三个月强化训练。每天早上六点起床，15分钟集合完毕去跑3公里，然后再归队洗漱、整理内务，紧接着又是跑操、吃饭、训练，一直到晚上十点吹熄灯号。夜里睡觉也睡不安稳，有时候一晚上打三次紧急集合，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相比那些地方青年，我多少还是有些心理准备。父亲老早就给我打过预防针，讲他在朝鲜作战的经历，行军的时候渴了，抓起一把雪就吃，饿了就从兜里掏一把炒面塞进嘴里。这些苦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忍耐忍耐也就过去了。新兵训练一结束，我如愿领到了领章和帽徽，在军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这是我刚进部队没多久拍的照片。
进部队没多久，战友们听说我有演戏经验，纷纷推荐我去业余演出队给大家表演节目。从那时候起，我的身份就变成了半个文艺兵。部队演出一年有两三次演出机会，创作新节目需要花时间，每次排练加演出最起码得两个月。一年到头，我有一半时间花在日常训练上，另一半都用来搞演出了。
第二年，我就被派去中越边境做前线慰问演出。此外，平时还要参加不定期举行的军民联欢、地方上的活动演出，一年四季都忙得很。那几年我也成长了很多，各种奖章证书拿了一大堆，箱子里至少塞了十几二十件。
每次部队组织比赛，无论是话剧、舞台剧，还是小品，我次次都拿金奖，这些成绩直接促成了我通过全军选拔，于1991年被派去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能进军艺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毕竟这是军艺第一届进修班，全军只有23个名额。压力也是空前的，班里全是文艺佼佼者，像演员林永健，就是我当时的室友兼好兄弟。
来到军艺之后，我每天忙着排小品，还是没太多时间上课，只能没事了自己琢磨戏剧学院常用的教材。为了让台词功底更扎实，我每天都要练习绕口令，舌头发麻打卷是常有的事。
这是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时拍的照片。
1993年底，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突然出现在我们学校，他们来到进修班，说要给春晚小品《八哥来信》挑演员，要求是人要看起来机灵活泛，最后我被挑中了。那一年我23岁，虽然以前想着总有一天会上春晚，但真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
春晚开播前的一个月，我们常常彩排到凌晨，结束后再讨论、修改，不知不觉天就亮了。那年除夕，我穿着军装，第一次在全国观众面前亮了相。
当我真正站在春晚舞台上时，已经没有了想象中的激动，只是把它当做份内工作来完成。这一次，家里人是在自家电视机前看完了我的演出。
这是春晚小品《八哥来信》的录像截图。
在军艺进修满两年后，我又去了昆明陆军学院进修，接着在云南当了三年基层干部，职衔是副指导员。那段时间我经常受邀去军区各驻地演出，由于表现力比较强，我每次总能给大家带来欢声笑语，以至于海政、空政都抢着要我，总政甚至给我分好了房子，考虑到父亲身体不好，我还是选择了回成都，转去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工作。
入团之后，我才算是进了专业团体，开始接受专业训练。之前的确是在军艺进修过，还上过春晚，但我一直没有正式接受过系统的训练，比如声音、形体、表演等等，可以说是野路子。在战旗话剧团，我学到了很多，也锻炼了很多。
单位每年有100场演出任务，在云贵川藏来回巡演，多的时候一天就得演三场。有些场子很小，比如去哨所慰问，演员七八个，观众才两三个。场子再小也算数，这100场演完了，我们就可以去社会上拍戏。
1995年前后，我去重庆出演了方言剧《山城棒棒军》。“棒棒”是重庆特有的一个职业，由于山高坡陡，交通不方便，货物需要人力来扛，这些挑夫在方言里叫作“棒棒”。我在这部剧中饰演男二号“毛子”，人物角色很憨厚，又有点爱耍小聪明，跟我的形象挺配。
1995年，我参演第一部《山城棒棒军》时的花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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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这个剧的过程很磨人，一场戏要爬三五遍山梯，货一上肩，腰就弯得像一张拉满的弓，对体力考验很大。也真是因为拍得真实，展示了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景，《山城棒棒军》播出后在川渝地区大火，“毛子”这个角色被观众们记了很多年。
拍完这部戏没多久，我的BB机收到一条异地传呼，对方是演员张国立的弟弟，说有部古装剧叫《康熙微服私访记》，想让我试试里头的一个角色。没承想，这一试又试出了经典角色“三德子”。
2018年3月，我们原班人马在综艺节目中再聚首。
参演《康熙微服私访记》对我来说新的尝试，戏份重，太监这类角色我从来没尝试过。在此之前，我演的大多是军人。为了演好太监，我认真研习了北京人艺黄宗洛老师的戏，黄老师饰演了很多经典老太监的角色，我模仿他的语调、举止，一直在琢磨如何把太监的阴柔感展现出来。
这部剧实地拍摄了三个多月，整整100天，拍完后我就回单位了。直到1996年电视剧开播，我才意识到自己火了。我的生活倒没怎么受影响，毕竟多数时间都待在部队。那个年代信息也比较闭塞，粉丝不像现在这样狂热。最大的变化体现在片酬上，拍完这部戏，我的片酬直接从三千元一集飙升到一万以上。
因为这部剧，我和张国立老师成了好友，平时隔三差五会聚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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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三德子”太经典了，之后找我出演的角色都有点同质化，就像人家说的，我成了“太监专业户”。之后我陆续拍了《风流才子纪晓岚》、《末代皇妃》、《新笑傲江湖》等等，但无论哪个角色都没有达到“三德子”的效果。一个角色成为经典是好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经典也成了局限。
演戏事业进入平稳期后，我就寻思着能不能试试别的路子，做点其他有意思的事。2005年我还没退役，当时通过朋友得知汶川映秀镇需要扶贫，考虑到川渝人爱吃兔肉，我就赞助他们办了个养兔场。
结果还没等赚到钱，2008年汶川大地震就来了，基地瞬间变成一片废墟。好在那些兔子救了不少人的命。村民们被封在山里出不来，吃的也送不进去，那三万多只兔子让村民们吃了小半年。
养兔是因为地震失败的，我不死心，又承包了一千多亩山林，想再尝试一下养鸡，顺便帮山区贫困户解决就业问题。那时候也没想别的，就想把扶贫养殖这件事做到底。我本以为养鸡是最简单省事的，找片空地方洒点玉米，鸡就能边吃边长大了。谁知道，这个决定后来让我吃尽了苦头。
鸡场的位置在山上，想运输饲料必须有路，我先自掏腰包修了一条路。然而山区气候复杂，不到一个月，路就被山洪冲断了，光修路就花了上百万。此外我还要引水、引电，每个环节都得亲力亲为，都得投资不少钱。
筹备了一年多，鸡场总算建成了。很快我发现，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一开始我买了500只鸡苗投入养殖，没想到小鸡那么脆弱，稍微没控制好温度就容易感冒，位置没安排好容易挤死，还有的生性暴躁，一言不合就开斗，伤亡也是常有的事，我只好紧急找动物专家打听养鸡秘诀。
我在鸡场喂食，照片上的这些都是走地鸡。
听了专家的话，我才知道原来养鸡有这么多讲究。首先鸡舍得冬暖夏凉，夏天做好通风，冬天做好保暖。鸡蛋的发酵床上得铺上榉木、谷壳这些材料，才能保证鸡蛋不发臭。在专家的建议下，我又精心搭配了鸡食，调整了公鸡母鸡的比例，一顿操作之后，下蛋率果然提高了。
鸡后来倒是顺利长大了，销路却没有打开，只能把鸡分给朋友们吃。早年养1000只鸡，起码得送出去800只。到年底一算，成本高得吓人。所以我一直没敢歇着，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拍戏，就为了不让资金链断裂，最难熬的时候还找朋友借过钱。
直到前年，我和四川本地一家餐饮公司谈好合作，他们一个店每月可以解决1200只鸡。到这儿事态才有了好转，养鸡场的规模也跟着扩大了。
我带着自家养的鸡去张国立老师家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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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一年大概能养10万只鸡，一部分由养鸡场养殖，一部分放在农户家。目前合作的200户农户是我通过精准扶贫找到的，他们在养鸡场工作也能挣点工资，不用再去大老远的地方打工。
这十年养鸡生涯走得很艰难，有那么几年，拍戏的钱全倒贴了进来，亏得没底。由于当地交通条件比较落后，老得徒步上山，我还得了滑膜炎。在我的价值观里，开了头就不能半路撂挑子，我不想让家人和乡亲们失望，所以硬着头皮也要负责到底。坚持到现在，最起码不赔钱了，在慢慢回本，我相信前方是光明的。
作为一个职业演员，能在养鸡这件事上折腾到今天，离不开我老婆的默默支持。很多时候一忙起来，家里事儿我就顾不上，只能靠她。她是东北人，性格大大咧咧的，我俩在一块相处很轻松。这些年她打理内务，负责两个儿子的起居学习，从不让我操心。两个儿子被她培养得很优秀，德、日、法语都会讲，我在他俩面前可以说是文盲。
我们一家四口的合照，妻子胡静原本是一名模特。
我平时老在外面拍戏，剧组条件又不好，很少让孩子过去探班。偶尔回趟家，总忍不住去鸡场转转，孩子们又早出晚归地忙着上学，时间很难凑到一块。虽然相处的时间不多，两个儿子还是挺粘我，和我处得跟兄弟似的。
我对孩子们也没啥大的期望，就希望他们自食其力。旧社会是各家自扫门前雪，现在每个人都应该有点社会责任感。作为军人家庭，爱国教育不能少，所以我给大儿子起名叫“国志”，寓意长国人之志气。小儿子叫国宇，今年刚八岁，在我的影响下，他现在也把“不能放弃，绝不放弃”当成了口头禅。
我自己年纪也不小了，过50岁之后，已经学会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看淡。平时我很少去关注娱乐圈的风波，能演好自己的每一场戏，养好自己的每一只鸡就够了。等孩子们将来考上大学，我跟老婆就开车在全国到处溜达，看看大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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