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可以看作是一体两面，道可以看作是形而上的部分，而德则可以看作是形而下的部分。
所以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这句话的意思是，德的最高境界就是行德而不自知，德的最底限就是总是考虑是不是失德而去行德。
其实有个佛教小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老和尚和小和尚正要过河，看见一位妙龄女子担心打湿衣服正在犹豫。老和尚就说：姑娘，我背你过去吧。征得同意后，就把姑娘背过了河。过河以后，走了20里，小和尚实在忍不住就问老和尚：师父，我们是出家人，你怎么可以背一个妙龄女子过河呢？老和尚笑着回答说：我已经把女子放下了，你走了20里还没放下。
所以佛家经典金刚经里有这样一段话：
须菩提，于意云如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这段文字你能明显看出道家对佛家的影响，所以三教合流其实是佛教被道家同化的一个过程。
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的另外一个版本。
所以《素书》中说：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
这句话翻译成儒家版本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换而言之，大道是万物运行背后的规律，而德则是循道而行的万事万物。所以我们中国人骂人时会说缺德鬼。为什么缺德和鬼组合在一起比较合适呢？因为人缺德就是不循道而行，就不是人更不会是神。不是人也不是神，那就是鬼了。
所以，中国人的德性和西方人 morality或ethics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中国人的德性不是一个主观产物，而是客观规律的具体表现。
这中间的差异性从一些莫名其妙的动物保护行为就可以看出。
比如西方人认为吃狗肉不道德。根本原因是作为游牧民族的后裔，狗在他们文化传统里是伙伴朋友。但是依照这种逻辑，我们也可以抗议他们吃牛排，因为对于我们农耕文明来说，牛也更像是我们的朋友。
其实天地万物从饮食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食物链的关系。吃牛肉说吃狗肉的不道德仅仅是一种主观判断，并不具有客观属性。
基于道的领导者可以“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他是可以无中生有，四两拨千斤的领导者。
在中国的历史上商圣范蠡可以看作是这样的领导者：为人臣子，能让亡国之君复国成功；功成名就，急流勇退。白手起家而能富甲天下，散尽家财而能再次富甲天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一个知道且能宏道的人。
而基于德的领导者则可以让“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他是可以变弱为强，借力打力的领导者。所以，中国人有“天下虽大，唯有德者据之”说法。
春秋时期，齐桓公和管仲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何故也？管子对曰：“桀者冬不为杠，夏不束柎，以观冻溺。弛牝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疏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天下归汤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
这是一个关于基于德的领导力的最佳案例：汤作为有德者，以七十里之薄能夺取夏朝的天下，而夏桀失德则把大好河山完全葬送。一正一反，对比鲜明。
“夷疏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天下归汤若流水”。这是基于德的领导力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基于道的领导力是创造规则的人，基于德的领导者就是明晰规则，充分运用规则的人。所以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
我们在这次疫情中能够看到不同的企业主，比如说老乡鸡的董事长束从轩。
视屏中，老乡鸡董事长束从轩撕了员工联名请求降薪、免薪的信件，同时表示即使卖房卖车也要让员工有饭吃。
以下是束总原话：
“前几天我收到了这封信，你们说疫情期间都不拿工资，还各个都在上面签字按手印。我觉得这个是你们糊涂。”
“哪怕是卖房子、卖车子，我们也要千方百计地确保你们有饭吃、有班上！”
有人说这是作秀，这恐怕有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
惠而不实才是作秀。
在过去几十年，社会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一直存在着“反智倾向”，在某些领域甚至愈演愈烈。
比如，谈爱国，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乃至谈社会责任等有关真、善、美的的话语不仅不会被宣扬，甚至会被打压和耻笑。
这次疫情让我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爱国主义，哪来的全国驰援武汉；没有传统文化，哪来的中医治疗手段；不谈社会责任，不谈真善美，哪来的医护人士、快递小哥等舍小家为大家？
舆论中的这种“反智倾向”根本原因是有人从社会发展中获得了好处，甚至是不义之财，但却不愿意承担任何必要的责任。所以他们必须要从舆论上去制造这种畸形的价值观，让自己不至于被谴责。
一句话，他们试图通过制造畸形的价值观让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但是普通老百姓如果被这种反智的价值观所忽悠，其实是很可悲的事情。因为只有权利和责任对等的价值观才是真正对普通老百姓有利的价值观。
我们就以这次面临危机的不同企业的不同表现为例。
面对疫情，无法开工或开工不足，利润下降乃至亏损。企业主及时止损关闭企业解散员工并不违背法律。
但是从德性的角度来说，企业主是不是这样做就已经足够了呢？
我们知道，通常企业主从企业运营中的获利是最多的。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企业主也应该是责任最大的。
企业主最大的责任就是就是带领员工度过各种难关，如果确实想尽一切办法了，依然没有办法，这在德性上是不亏的。也就是王安石所说的：尽吾力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一个企业在盈利的时候，企业主获得的比员工更加丰厚的物质回报，本质上而言不是为了企业主穷奢极欲用的，而是用以抵御企业面临无法预见的危机用的。这和老百姓从日常的生活总节约下来进行储蓄是一个道理：从太平时光里节省出来的钱不是不再给这个家庭使用，而是用在危机时，这样才能保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家庭一直平稳发展。
所以，曹德旺先生说，移民的都是小老板，不是企业家。但是你们也不要为难他们。道理很简单，移民的不违法，但是缺德，缺德的企业主不可能是企业家。
从德性的角度来说，任何时代，财富其实都是员工和企业主共同创造的。本质上缺了谁都不行，这次疫情后因工人缺乏无法复工的例子就很明显。（参见新闻：跨越千里接工人 按下复工“快进键”）
西方社会总是用稀缺性来论证企业主应该拿更多的报酬，似乎是因为具有管理能力的企业主更加稀缺，所以拿更多的报酬。
这其实是逻辑的倒推，即没有企业主，企业就就无法运行；但是没有员工，企业也无法运行。如果员工都联合起来，稀缺性理由其实无法发生作用的。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企业主拿超额的利润有高低两种原因：
低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企业主和员工的心智水平不同，觉悟参差不齐的员工是一盘散沙，很难团结起来对抗所谓稀缺性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号召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真是一个为弱者谋利的口号。
因此，从低层次上来说，企业主拿超额利润是一种智商税。就像炒股，愿赌服输。在当下的社会社会发展阶段它是合理合法的。
在劳动者的觉悟没有大规模觉醒之前，欲望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它必然长期存在，它的确有利于把聪明的人吸引到管理岗位，有社会进步意义。
换句话来说，为发大财去经营企业，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甚至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还应该是被鼓励的。因为他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但是从高层次的角度来看，企业主拿超额利润，更像是基于企业主能力的责任准备金。因为企业主能力强，把平时经营状况良好时积累的利润放在他那里，一旦出现危机情况，他可以凭借自己超凡的能力，高效率的利用这笔资金帮助大家度过难关。
所以真正的企业家从不会把自己拥有的财富看做是自己的私人财产，真正的企业家不会在和平时代享受权利，危机时机逃避责任。
所以，老乡鸡的束总愿意卖房子、买车子也要让员工吃饱饭。就是在践行真正企业家的责任。因为，所谓企业家，就是企业之内皆家人，你见过危难时机抛弃家人独自享福的家长吗？
因此，真正基于德的领导者，是可以让“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
这就好像是一个家长，在外面受了万般委屈，回家后会跟自己的孩子哭诉吗？做家长就是为家人抗风雨的，当然这样家长也有理由享受父慈子孝的天伦之乐。
当下的中国，我们把所有拥有很多财富的人冠以企业家称号，这是对企业家的侮辱。
我们的经济已经走过了野蛮生长阶段。日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依靠的是“以义生利”，那些能与国与民共患难的企业家才是我们的栋梁。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偃！基于德的领导力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