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唯一五千年连绵不断是由其特质和属性决定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德文化、善文化、和文化。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具有量和质两个方面的历史先进性。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人本、理性特征以及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较之于西方文化的宗教性和人类中心主义，显得更为人文和理性。而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是那个时代世界最先进、最优秀的文明思想，是人类思想的高峰。孔子思想在西汉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后，引领中国在２０００多年中领先世界并维护着国家统一。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因此，充分认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历史先进性及其功效，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建设先进文化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地球人类社会是宇宙中物质运动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双重因素作用的产物。人类创造了文明文化，自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并且自发端之始，又是不平衡的。人类在进入距今约１万年的时期，文明发展的步伐突然加快。人们将万年以内存在的文明文化总体上概括为四大文明，即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中华古代文明。奇异的是，前三大文明因异族征战、社会变迁等诸多因素先后中断，唯独中华文明连绵５、６千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成为世界文明中独特的风景线。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总是宣传要热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为什么？二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为什么不似其它三大古文化中断而能传承至今？我们认为，这是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特质和属性决定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具有量和质两方面的历史先进性。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数量上，中国古代文化产品总量约占全人类同期的３３％。这是因为：
其一，中国古代文字出现居世界诸文明前列。中国约在８０００年前就创造了文字。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华夏祖先在早期的劳动生活中，很早就创造出了文字符号，并大量划刻在陶片、龟甲和兽骨上。这些文明的痕迹，就是早期的文字和文化。现在一般认为，３０００至４０００年前的商代甲骨文，是中国文字文化的源头，但实际上要早得多。在甘肃大地湾文化遗址出土的８０００至１００００年前的陶片上就刻有文字符号，到甲骨文已是一种相当繁荣和茂盛的文字了。甲骨文现在国内外存有１５万４千多片，实际上学术界认为应该数十倍于此，因为很大一部分被无知者作为中药消费了或尚未发现。
中国古代文献数量居世界之首。文字创造之后，中华文献也随之出现。中国古代帝王十分重视文献建设。据古书记载，古者“君举必书”。夏商周三代时期即设有王朝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以中国古代国家文化典籍史书极为丰富。仅两汉４００年间，国家出版书籍达２１３３种，计１５９２９卷；魏晋南北朝３００年间，出书１０６５４种，计７０３０４卷。
其二，中国古代个人著书在春秋即已出现，为世界最早。大约在公元前５世纪—前２世纪，中国就逐渐形成国有经典、郡县有志、家族有谱，这样一种三个层级、种类丰富文献繁荣的世界罕见的古文化现象。
其三，中国古代发明造纸术比欧洲早１０个世纪。纸张的大量使用促进了文化的普遍繁荣。而欧洲直到１２６７年，意大利才建起第一家造纸场。此前，欧洲人只能用羊皮进行文字纪录工作。在中世纪欧洲，抄一本《圣经》要用３００张羊皮，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的传播范围。
最后，中国古代物质产品生产居世界前列。中国古代的物质产品在英国圈地运动前约占世界的５０％。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明清时期有所滑落，约占世界的３５％。即使如此，中国的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物质产品生产仍一直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和经济体。中国古代文化产品生产与物质文化产品相匹配。中国古代文化量的先进性有着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的质体现在德、善、和三方面。虽然也混合着糟粕杂芜，但从主体上看，可以说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德文化、善文化、和文化。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根本属性。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德文化。这是因为我国的古代文化起点很高、源头重德。据专家研究，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有了“德”字的表符。在金文中“德”亦有多处记录和多种形体。华夏先祖轩辕皇帝怀有“修德振兵”之志。古代典籍中记载和论述德则已相当普遍。《周易》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又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里把有形的天、地、君子和无形的道德并列，对德的认识达到新的境界。《尚书》中论德也很多。如“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成王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民不易物，惟德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今之学者普遍认为重德是周代初期人们的一种共识，也是后世儒家论述天人合一的一个中心命题。著名学者何新提出：贯穿《尚书》的核心历史观念应该是一个德字。此乃基于先古政治家对于在历史中“德教必能胜于暴力”的认识。他们之所谓德，含义有二：一为德政；二为德教。至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大思想家们对德有进一步的认识和阐述。孔子在《论语》中数十次提到德，如：“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如“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孔子提出：“德不孤，必有邻”，并向将仕者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而道家庄子在《逍遥游》中说：“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老子更洋洋洒洒写下《道德经》五千言，德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道和德成为老子的哲学基础。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善文化。早在商代的金文中，就出现过善字。中国古代先贤均秉持民本理性、人性至善的理念与追求。虽然儒家荀子倾向性恶论，但孔子的原初儒家思想是主性善的，亚圣孟子更是深刻阐发了人的性善论。而在民间影响广泛的《三字经》也传承了性善论，开篇即讲“人之初、性本善”，成为民间草根主流观念。性善论和西方宗教关于人有原罪的性恶论本质不同。孔子主德主善，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还创设了一大批德目和要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恕等，极大的丰富和延伸了德、善的理义。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是和文化。人是有社会性的高等动物，个性不同，利益主体迥异，如何相处？中国古代儒家有一大法宝——“和”。孔子重和。孔子在论“和”的精神“和”的价值时，继承了前贤“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成相济”的思想，但又有新的发挥和升华。孔子讲“和”，是先讲个人心性之“和”，然后再由己及人，从小到大，渐次推到人际之“和”、家国之“和”、人类之“和”、天人之“和”。墨子主张非攻、兼爱，实际上也是和。孙子虽著有《孙子兵法》，但最高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和为贵。儒家还提供了一条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被国际哲学界、伦理学界推举为黄金律。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居世界第一强国的千百年间，中国对周边的诸小邦国和民族弱者不是侵略和占领，而是和——甚至和亲，像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文臣公主与松赞干布即是如此。这是中国古代外交的一大发明。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重和观念的固化和物化，也是中华和文化的铁证。明代郑和下西洋数万人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却秋毫无犯，唯广送礼物，广播友谊。连这位郑大人的名字都改称“和”。这种历代长期秉持并实践“和”文化的现象也是世界强国中独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