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文明都发源自美好的诗。希腊有史诗，中亚有抒情诗，而《诗经》正是滋养我们民族文化和文学的源头。著名诗人、文化学者流沙河老人从《诗》三百篇中擢选出八十一首精品，跳出汉儒用《诗经》推行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用他平实风趣的语言，为大家细细描绘出《诗经》的本来面目。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其源头都有美好的诗，在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诗经》。我们要讲的这个后来称为《诗经》的诗集，分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风”，包括周南、召南和十三国风，就是周天子下面的十三个诸侯国或某一地域流传的民歌;第二部分是“雅”，分为“小雅”和“大雅”;然后是《周颂》《鲁颂》和《商颂》，称为“三颂”。所谓《诗经》，就是由这几个部分构成的。
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件绝可注意的事件，那就是距今两千五百年左右的时候，地球上的四大古文明区(印度、中国、古希腊地区，还有包括了埃及和巴比伦的小亚细亚文明区)，突然不约而同地都唱起歌来了。它们唱的歌和早先不同，其内容都是诗。这些诗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史诗，一种是抒情诗。在印度和古希腊是以史诗为主;在小亚细亚一带是抒情诗为主，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的《旧约》全书里面的“雅歌”，本身就是非常美妙的抒情诗，和中国的《诗经》很相似，特别是和《诗经》中的“风”很相似，可以看作是小亚细亚的“诗经”。我们中国的《诗经》主要是抒情诗形态，叫做“诗言志”，而不是“诗叙事”。虽然也有叙事诗，但不是《诗经》的主体，《诗经》的主要内容都是“言志”。言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个“志”是指内心的感动、感情，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志气”“志向”。如果要翻译出来的话，它相当于英文的will，也就是“意愿”的意思。所以中国古人说《诗经》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如果你要问我“诗歌有什么用处”，我确实也说不清楚，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诗歌也许是没有什么用。也许没有诗，粮食还是会有的，钢铁也是会有的，肚皮还是会吃饱的，但就是没有灵魂上的趣味。一个人是不是经过诗歌的陶冶，他在气质上是绝对不同的。所谓气质，似乎也很难说得清楚，但是你和一个人交谈，不到三分钟就一定能感觉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他的气质。这就是诗歌的用处。
诗歌最大的用处，就是使你自己快乐，包括两种快乐：一是你自己写出一首好诗，你会感到快乐;还有就是你读到一首好诗的时候，也会感到快乐。而这种快乐是不可替代的。我最厌恶一种流行的比喻，是说什么“流沙河老师这几天给我们讲诗，送来了一道丰盛的晚宴”。天哪!那个晚宴算个什么嘛——它吃完了就全都排泄出去了!诗歌艺术不是什么“晚宴”，不可能让你吃饱。诗歌这个东西，是所有自我娱乐活动中最高级的，它可以让你进入一种不可替代的心境和感受之中。实际上，诗是对我们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任何一首诗，都很难收到什么现场效果，不是说读了哪一首诗，你的觉悟就提高了，突然就懂得了很多东西。诗是慢慢浸润你，慢慢地改变你的灵魂，使你变得有趣味，变得高雅起来。诗歌的价值就在这里。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农场搞体力劳动，有时挑的东西很重，一边挑，一边就在心中默读一些诗歌(因为不敢读出声来，读出来就是“封资修”，马上就要挨批判)，这样可以减轻痛苦，其作用就相当于毒品一样，只不过这种“毒品”不害人，也不害己。至于诗歌是不是有其他的什么伟大作用，什么革命要不要诗歌，这些问题都和诗歌无关。诗歌就是一种娱乐，一种高尚的自我娱乐，在自我娱乐的同时，也可以娱乐他人，这种娱乐不是什么其他的“亚文化”可以代替的。
至少从周朝开始，中国历代的教育都和诗有关。所谓“五经”——《易》《书》《诗》《礼》《乐》《春秋》——既包括了《诗经》，也有对《诗经》的大量引用。这些经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每一代人都要读的东西，从当小娃娃开始就要读，最初读的时候，可能还不懂，但只要把它们熟记在心，将来长大成人以后，自然就懂了。这些东西就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灵魂、文化血脉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诗教”，孔夫子也好，孟夫子也好，他们在教学生的时候，都经常引用《诗经》上面的话，孔子说是“不学《诗》，无以言”。这个“言”，当然是指你说的话比较文雅，也比较有趣味，显得有根据，能表现出你这个人有比较好的文化背景。孔子说诗歌有四种作用，叫“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就是起兴，用来引发大家的某种兴致;“观”是观察，就是你可以通过诗去了解种种社会现象;“群”是亲和力，可以用诗来吸引、唤起那些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思想感情的人;“怨”就是抱怨、发牢骚，通过诗来诉说自己的痛苦。无论“诗言志”也好，“不学《诗》，无以言”也好，“兴、观、群、怨”也好，都说明远古的中国人，对诗歌的态度还是比较现实、比较功利主义的。到了隋唐以后，中国诗歌就超越了这种视角，更加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注重意境，注重音韵之美和语言之美。
大家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在秦始皇时代不是曾经焚书吗，这些诗是怎么传下来的呢?是的，《史记》上对秦始皇焚书这件事，记得清清楚楚——秦始皇采纳了他的丞相李斯的建议：“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他第一个要烧的就是《诗》。你别看他这个暴君，他是很敏感的，就是不让人们去读诗，因为人读了诗，趣味就会变雅，而秦始皇不要你的什么“雅”，他要的是炮灰，是为他卖命的战士，所以他坚决要烧诗。你们看一下那些秦始皇兵马俑，全部是那种“武棒槌”，一帮凶狠之徒!不知各位的观感如何?反正我绝不认同。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有弥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
雍雍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不涉卬否，卬须我友。
---《邶风.匏有苦叶》
为什么烧了之后还有诗呢?你们是不是在诽谤我们的秦始皇同志呢?不是的。当时的法律确实非常严厉，规定各家各户都必须交出来，你要是不交，查出来就要被惩处，《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写得很清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但是有些东西，是杀不死、烧不掉的。而且，诗歌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背诵，能够吟唱，你把写在竹简上、木条上的烧了，它还可以记在脑袋里面。汉初甚至有一个叫“伏生”的老大爷，济南人，九十多岁了，还可以用古音背诵《尚书》，汉朝政府就派人去请他教授，然后记录下来。《诗》不仅可以背诵，也还有一些底稿被人们偷偷保留下来，秦朝亡了以后，到了汉代，政府一鼓励献书，各地都有人把自家原来悄悄藏起来的书拿出来了。最初被献出来的《诗经》，就是齐、鲁、韩三家偷偷收藏的版本，它们系统不同，互有出入，而且解释也不同。后来出现得最晚的，是北海郡太守毛亨拿出来的版本，大概他是根据他的家族中流传下来的版本整理的，这个版本就被称为“毛诗”。后来大家开会鉴定，把四个版本的诗一比较，发现最好的版本就是“毛诗”，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诗经》三百零五篇，固然都是孔夫子修订过、删改过的，但是这个版本是毛亨的版本，也就是我们后来通称的“毛诗”。
《诗经》原来不叫“诗经”，在最早的时候，就叫“诗”。当我们说“诗言志”的时候，“诗”是专有所指的，也不一定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经》中的这些作品。因为这些诗最早有很多，经过多次编辑、删减，才成为“诗三百”，就是现在流传的“毛诗”三百零五篇，它是由孔夫子整理、润色，编出来教授弟子的。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汉朝的官方利用“诗三百”来贯彻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就把它称之为“经”——经者，常也，意即永恒不变的道理——就是由官方把它定为讲大道理的经典。“诗经”由此得名。从这个时候开始，汉儒——就是汉代的那些经师们，就支配了《诗经》的解释权。汉代的这些经师，包括很有名的郑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在讲诗的时候，不是首先把诗当作诗，而是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当作一种推行礼教的手段，给诗附加了很多解释，而那些解释不是这些诗本身的内容。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宋代。以朱熹为首的宋代儒生们，虽然对汉代的一些解释做出了修正，但他们仍然没有跳出利用诗歌来推行教化的这个框框，因此仍然忽略了诗的本意，尤其是朱熹，他把很多一般的爱情诗都认为是“淫乱之作”。所以，宋儒们的解释很多也是不可取的。
我们现在来讲《诗经》，自然不可能沿用从汉代到宋代的那些权威们的讲法，对那些不属于诗自身内容的种种解释，我们要抛弃它。我们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讲，就是首先要把《诗经》当作诗，要注意这些作品作为诗歌的特征，用文学、用诗学的新观念来理解它们、解释它们。
这么多首诗歌，我们怎么讲呢?读《诗经》，用不着把三百零五篇全部读一遍，因为中间有一些作品，实在是太艰涩了，读起来很苦;有一些诗的味道也比较淡薄，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我从三百零五首里面选了九九八十一首来讲。选诗的原则有三点：第一要有浓厚的诗味，第二要浅显，第三要短小。对这个概念，我们要心中有数：虽然它还不到《诗经》的三分之一，但是据北大中文系教授王水照先生的回忆，他五十年代读北大中文系时，四年下来也只学了七十二首《诗经》。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有耐心把这八十一首诗读完，你就可以拍胸口说：我学过《诗经》了。
一本书读懂《诗经》
读懂中国文学的源头
诗人讲诗，全新视角
走近上古中国的诗意生活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年过八旬后倾注心血所作的古典文学普及新著。他精心选取了《诗经》中最有代表性的八十一首诗歌，在成都图书馆开坛，逐篇讲解。讲座反响热烈，后辑录成书。
《诗经》是中华文化经典作品，前人解读者已多，但流沙河先生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和诗歌研究功底，对字句追根溯源，给出全新角度的解读。书中诸多解释纠正了前人对《诗经》释义的不合理之处，并且摒弃意识形态化的释经流弊，赋予诗经纯诗学解读，正本清源，在众多《诗经》解读的作品中殊为超拔，堪称《诗经》正解。
这是一本在趣味中轻松读懂《诗经》的大家普及文本，言辞雅俗兼具，幽默风趣，无疑是青少年、文学爱好者了解这部中国文学经典的上佳选本。
作者简介
流沙河，诗人，编辑，学者。原名余勋坦，四川金堂人，生于一九三一年，幼习古文，做文言文，十七岁发表新文学作品。毕业于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因《草木篇》被点名而落草，“劳动改造”二十年。一九七九年调回四川省文联，任《星星》诗刊编辑。一九八五年起专职写作，出版有《流沙河诗话》《白鱼解字》《庄子现代版》等著作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