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之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致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吞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后,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
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
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遭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当天,如果瑞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者,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事发之后,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的舰长的话,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定,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
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引起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也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
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大半。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出走大连。刚刚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不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然而,吴禄贞过于自信,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
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
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
本文原载于《随笔》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