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研究的学者无人不知“要么发表要么灭亡”，但是，要想取得突破性学术成果，定期发表论文是好事还是坏事？众所周知，一些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可能没有论文的产生，但是一旦有论文的时候，说不定就是惊天动地的时候。另一方面，很多学者每年生产大量的论文，最后又有多少具有真正的价值呢？数量和质量之间是共存的还是相斥的。
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之中的数量和质量之争？
作为研究者，最希望看到的局面就是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实现双赢，既能够发表足够数量的论文，又能够让所有的论文获得足够的影响力。不过，这种期望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专注于数量或者专注于质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一种选择。
论文的发表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不同的时代，人们不难产生疑问：有多少学者因为发表论文太少而在历史上籍籍无名——如果有的话。难道最优秀的人才不是成果最丰富的吗？同样，为发表论文做准备的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多层次的反馈，难道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机制，让学者成为更好的研究者吗？因此，效率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提高质量的一种手段吗？
虽然统计数据表明，效率和质量之间至少存在相关性。一所学术机构，人均发表的研究数量越多，引文影响力往往也越大。毕竟，一篇论文的影响因子并不高，那几篇几十篇的数量去叠加呢？总能够加出一个较高的数字。
从研究来看，也有争议。
早在2003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评估和政策项目前负责人琳达·巴特勒(Linda Butler)在2003年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这篇论文也是研究论文效率和质量的开创性论文）。这篇名为《澳大利亚在科学信息研究所出版物中所占比重增加的缘由——基于出版物数量的资助方案的影响》(Explaining Australia’s increased share of ISI publications – the effects of a funding formula based on publication counts)的论文，详细考察了澳大利亚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研究产出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并揭示这似乎是以损害引文影响力为代价的。矛头直指以提高销量而非质量为目的的系统性激励措施。
“大量资金根据出版物总数分配给大学和大学各个部门，很少注重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或质量。因此，在过去十年里，期刊出版效率显著提高，但影响力却反而下降了。”论文摘要中如此解释道。
但是，另一方面，其他研究人员的研究也有不同的结论，在个人层面上，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论文发表数量越大，引文影响力往往也更高。2016年，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乌尔夫·桑德斯特伦(Ulf Sandström)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彼得·范登·贝塞拉(Peter van den Besselaar)分析了近5万名瑞典研究人员的数据，发现效率提高和引文影响力增加二者之间存在“强相关性”。他们发现，在某些领域，每多发一篇论文，获得更多引用的概率也更高。其他研究表明，高被引学者的核心群体在世界研究产出量和被引量上所占的比例大得惊人——这似乎很难说明出版数量的增加会损害质量。
效率和质量确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关系
谢尔盖·科列斯尼科夫(Sergey Kolesnikov)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职期间曾从事一项研究，专门研究效率与化学和工程学科引文影响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学术群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他们开始职业生涯的时间来定义的。2018年发表在《科学计量学》上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化学这个更容易将研究成果分成更小的单元发表的学科而言，发表论文数量越多，引文影响力就越小。但是在研究成果难以切分的工程学领域，通常看不到这样的趋势。
学术研究发现的另一个复杂因素是，处于不同职业阶段的学者，引文影响力受影响的方式也不同。科列斯尼科夫的研究表明，效率最高的工程学研究人员受益于可以积累优势的“马太效应”，他们的学术声誉建立得足够好，在职业生涯后期发表的任何东西受关注度都很高。
实际上这种论文的马太效应在人文社科领域中表现非常明显，许多人喜欢引用知名学者的话语作为论证来加强论文的说服力。
不过，论文的数量能够替代质量吗？从论文生产数量来看，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论文生产大国，美国第二，印度第三，日本第四，韩国第五，德国第六，英国第十；
但从论文平均高引次数来看，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荷兰、瑞士和瑞典，以至于许多研究者也认为荷兰的研究体系值得他国借鉴。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是处于数量驱动向质量驱动的转变过程，在发展之中，一直都是注重论文数量，近年来才开始关注质量，那么，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全球的新兴国家而言，是否都是这样一种自然发展的过程或者说是不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学术发展都是有一个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过程。
印度也是如此，丹尼尔·法内利(Daniele Fanelli)在自己的研究中将中国和印度认定为“科学不端行为的高风险国家”，他说，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学者受到奖金的诱惑而发表论文”，他们每发表一篇论文都会得到现金奖励。例如，在印度，自2010年以来，职业发展一直与发表论文数量挂钩。直到2017年，它才推出一份经过审查的期刊清单，直到2019年，它才采取措施，从数百份合法期刊中清除掉掠夺性期刊。然而，正是在“排名低、努力想要出人头地”的大学里，贫乏的激励措施似乎效果最差，随着这些大学开始意识到试图在研究领域竞争是徒劳的，并采取差异化策略，将重心转向教学，这个问题可能会自行得到解决。
目前，我们正处于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变，但是评价方式很大程度也是唯指标说话，一切以SCI/EI/SSCI为指标，这些指标背后涉及的奖金、帽子和职称。在这条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没有走出“不发表就灭亡”的学术生涯，在操作层面上还有许多需要完善和进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