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城大学教育与劳动力中心（CEW）与Annie E. Casey基金会合作的一份新报告于2019年5月15日出版，这也是乔治城大学教育与劳动力研究中心时隔半年的又一份主要报告。乔治城大学教育与劳动力研究中心是成立于2008年，是一个隶属于乔治城大学的独立的、非盈利的公共教育政策研究所，主要致力于六大方面的研究：工作预测和教育要求、证书和能力的经济价值、高等教育的非经济价值、经济和种族正义、教育和劳动力政策以及对美国州和地方的教育分析。乔治城大学也陷入了前一段时间的招生丑闻之中，当然，我们国内议论最多的可能是花费650万美元上斯坦福，但这场丑闻是发生在美国的好几个高校，乔治城大学在这场欺骗入学的丑闻中也开除了两名学生。
报告认为在美国教育中将最有才华的年轻人分为富人和穷人的伟大过程早在上大学之前就开始了。生而为胜，受教育而失败(Born to Win, Schooled to Lose):为什么有同样天赋的学生不能获得平等的机会发挥他们的全部才能?（看到这个标题，我想到有一首歌曲叫做: Born to Lose, Live to Win<生于失败，为成功而活>）
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四分之一家庭的孩子，如果在幼儿园的考试成绩较低，那么他在25岁时超过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几率为71%。然而，来自社会经济地位低但考试成绩高的家庭的孩子只有31%的机会在25岁时达到社会经济地位中值以上。按种族划分，这种差异更为严重。黑人(51%)和拉丁裔(46%)的十年级学生数学成绩上半部分比数学成绩下半部分的同龄人(分别为23%和22%)更有可能在10年内获得大学学位。但是，他们获得大学学位的可能性仍然低于白人(62%)和亚洲人(69%)。
乔治城大学教育与劳动力中心主任，该报告的主要作者安东尼·卡内瓦莱(Anthony ·P·Carnevale)认为要想在美国取得成功，出生富裕比聪明更好。各种能力和背景的人在他们的学术旅途中都会磕磕绊绊。但是，条件好的学生有相对丰富和稳定的环境来保证他们的学习进度，而条件较差的学生则没有，因此，他们更有可能落在后面，甚至于留在后面。在幼儿园表现出类似学业潜力的孩子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考试成绩比他们的高社经地位同龄人更有可能下降，并保持在较低水平。
报告的合作者Megan L. Fasules说：儿童考试成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下波动，这一事实表明，干预是有空间的。通过明智的政策改变，教育可以减轻不平等的影响。有一些好消息，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学生，如果他们在学业上有前途，成功的几率确实会更高，尤其是如果他们在高中数学成绩保持在高水平。如果他们在高中数学考试中成绩在前半部分，那么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最低四分之一家庭的10年级学生进入社会经济地位前半部分的可能性是平均可能的两倍。
报告认为，这些数据和其他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社会存在广泛的不平等，阻碍了一些群体中有才华的学生。报告说，现有的政策将改变这些模式，并认为“不一定要这样做。”在这份报告中，建议进行四项广泛的政策:
一是扩大幼儿园之前就开始的学术干预。
二是在整个K-12阶段继续进行学术干预。
三是改善和扩大高中咨询服务，让更多的学生获得从高中过渡到高等教育和培训所需的信息和社会支持。
四是将职业探索和准备融入高中和大学阶段的咨询过程。
报告认为，这些政策和其他政策对于创造美国人多年来一直声称对所有人开放的那种机会至关重要(尽管许多人认为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成功的可能性往往不是由孩子的天赋决定的，而是由他或她的生活环境决定的——包括根据阶级、种族和民族决定获得机会的因素。”简而言之，这个制度是针对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黑人或拉美裔的年轻人。“我们仍然有理由抱有希望:一个努力奋斗的孩子能够战胜困难，成为一个成就卓越的成年人……我们需要利用教育为所有人扫清道路，让他们获得机会，而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有了足够的资源，学校可以影响学生技能和能力的发展，最终影响他们的社会经济流动性。”
关于这份报告还有一些不同意见，也值得关注。
对这个报告持有异议的认为：和大多数这些研究一样，它关注的是错误的东西。我们应该关注的是高能力和低能力孩子的比例，他们最终在两组中都比他们的父母挣得多或取得了更好的成绩;试图在不考虑起点差异的情况下衡量教育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是荒谬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怀疑结论会大不相同:能力强的学生最终可能比他们的父母过得更好，而能力弱的学生则不然。相反，这作者们似乎故意视而不见，因为那些有困难孩子的富裕父母非常善于找到让这些困难孩子摆脱贫困的方法。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是一个非常非常生硬的工具，当你试图把学生分成能力相当的群体时，就会用到它们。SAT成绩为1010分的学生与成绩为1580分的学生没有可比性。如果所有子组的分数都遵循通常的曲线模式，那么上半部高社经地位学生和上半部低社经地位学生的平均值(以及各种种族差异)很可能相差相当大。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分数增加更多是由于环境或学术干预。有多种可能的解释可能都有贡献，但作者侧重于选择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定主要是因为环境优势。没有分析这些学生中有多少人真正经历过学业干预，也没有分析为什么一个环境不够好，不能让一个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在幼儿园取得优势，会成为他们后来成为上半部分的原因。一旦确定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学位的完成，任何在智力上如实地研究种族对学位完成的影响的尝试，都必须考虑到不同种族间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作者没有这样做，因此，他们关于高能力黑人比高能力白人完成学位的可能性更小的陈述没有传达任何有用的信息。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与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相似的白人学生相比，黑人学生完成学位的可能性更大还是更小？作者有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但出于某种原因没有选择。
还有一种说法也很有道理，法律一般允许机会平等，但机会被定义为参加竞争的权利，而不是获胜的权利。学生在学习过程之中受到的平等的机会只是在于参与这种竞争的平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机会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并不能保证结果的平等，况且，结果也肯定不会是平等的，教育的公平追求最多只能够保证机会的公平和公立学校提供资源的平等。
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研究的报告还是很有道理的，其实报告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占有优势经济社会地位的孩子更有可能取得学业的成功。这是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观点，更具有经济社会优势，能够在教育中提供更好的环境，同样的天赋确实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中发展会有所不同。正如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一般，占据有社会优势地位的家庭更能够进行资本的再生产，使得后代保持住家庭的优势，往往也更容易比不占优势地位的家庭的孩子发展更好。这是从大概率上来说，也无法否认很多不属于这类情况。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社会对于追求教育公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实，这个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教育都处在向公平迈进的进程之中，唯一需要仔细审视的就是有没有追求教育公平的决心与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