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回望2009，在全球经济都处于金融危机之中的灰暗底色下，中国经济可说是少有的亮色之一；而在中国经济总体复杂困难的大格局下，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投资、收购兼并，又可说是特别突出的亮点之一。据说，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心，越来越多地见到中国老板的身影，他们手握巨资，盯着那些在危机下艰难度日的外国企业准备出手。据权威部门的初步统计，在全球直接投资锐减的2009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却达到创纪录高度，仅非金融直接投资就达420亿美元，其中约45%是海外并购。
然而，略去表面的浮华和热闹，冷静地看待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与投资，我们发现，事情并不像表面所看到的那么简单,那么清晰，那么乐观，那么众口一词。事实上，仅仅两年前,“中国企业是否应该走出去”都还是理论界、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家们争议不断的话题。许多研究者质疑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以及海外投资的能力和基础：现有海外投资理论不支持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行为；实践中也确有不少企业在海外投资上碰得头破血流，赚钱者不多，亏损的不少。虽然这两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地位不断上升，但是，是不是这两年的变化就已经使中国企业发生根本改变，从不具备跨国经营能力到拥有跨国经营能力，从弱势国际竞争地位变为强势竞争地位呢？发达国家资产确实比前些年前便宜了，但是不是便宜到只要买下就赚钱，可以大举收购呢？
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关乎我国企业成长、我国跨国公司发展和整个中国经济国际地位等重大问题。从微观来说，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与门户大开情况下如何生存发展，如何成长，如何培养和构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构造出中国经济的骨骼和肌肉；从宏观上讲，关系到国际收支失衡与外贸顺差过度累积问题的解决，关系到解决产能过剩与结构调整的方式，关系到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上提升自己位置，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而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经济的柔韧性和适应性。宏观经济问题总具有微观基础，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常常密不可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问题，既是微观问题，更是宏观问题，对于全球化时代面临经济角色转换的中国来说，其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样一个大问题，少见地一直存有争议，充满着议论、歧见，无论在经济学界，还是在相关政府部门或企业经营者之间。虽然中央政府为中国企业确定了积极走出去、推进国际化的长期策略和大政方针，但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争议，政府也少见地对此采取宽容、乐见的态度，不求一律，不忙统一，让论者自己去争，让企业自己去试。应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际进程，就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争议中发展的。
诚然，任何新鲜事物，总会有争议和歧见，不能因为有争议、有歧见就裹足不前，无限期等待，以致坐失良机。很多问题，特别是现实问题，仅仅坐而论道地争来争去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只有实践，才能给出正确的结论。如果要等到完全清楚了再行动，恐怕今天也不会有一家中国企业走出海外。在这个问题上，“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思想恐怕也是必要的原则。然而，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纵然不可能将所有问题弄清之后再行动，但将基本的原则搞清，将已有定论、可能弄清的问题弄清，对行动做出规划，谋定而后动，也是必要的行为准则。否则，不顾任何既有的理论和原则，盲目妄动，轻率行事，必定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有可能撞大运似地侥幸成功，也可能落水毙命，输得血本无归。中国企业走出去问题，我觉得正应当这样看待。
那么，关于企业走出去，跨国投资，海外并购，哪些算是已有定论，哪些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怎样才算是谋定而后动，怎样就是盲人瞎马闯天下？我们认为，关于企业跨国投资国际经营的经典理论，已有几十年历史，被许多国家许多企业的实践所证明，应当算是已有定论。但是，这些理论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应用于中国则尚需探讨，与此有关的新理论则算是新摸出来的道路。认真分析中国企业的特点和当今的形势，做出合理的跨国投资选择就是谋定而后动；不顾现实不加思考地随大流、搞投机，就是盲人骑瞎马。
由此可见，要把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投资的事情说清楚，无论如何离不开对相关理论做一些梳理，看看经济学家说了些什么，哪些是已有定论的，哪些只是假说，尚需在实践中证明的。
企业跨国经营的传统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与演变
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设厂进行跨国经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晚在19世纪中叶就有了资本主义国家大公司、大企业到海外投资经营的情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大公司已系统性地展开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活动，诸如联合利华、雀巢、西门子、福特、通用等大企业以及花旗、汇丰等大银行，都是跨国经营的先行者。除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投资也不少见。我们都熟悉，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花旗、汇丰等大银行就占据着上海外滩最显赫的位置，美孚石油、通用电气等业早早就进入中国市场。不过，二战前虽然大公司的海外投资已广泛存在，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真正发展成为一种全球现象，还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事。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理论解释——跨国经营理论——也是二次大战以后才出现的。
对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经典理论解释从美国经济学家海默开始。1960年，海默（S.H.Hymer）完成其博士论文《国内厂商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在该著作中，海默研究了1914～1956年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他发现，美国企业对外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投资集中于西欧国家的某些特定行业（机械、电子、钢铁、化工），对利率变化不敏感。
这些现象不可能用国际金融学中传统的利率差理论做出满意解释。面对这一现象，海默另辟蹊径，以控制而不是利率差解释直接资本流动，从而突破传统的资本流动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假定代替完全竞争假定，从而在方法论上也做出突破。海默认为，美国企业之所以有必要、有可能大举对外投资，乃是因为它们在无形资产（技术、品牌、专利、管理经验等）以及规模经济方面具有垄断性优势，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垄断优势同时保持对优势的控制，企业便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跨国经营，通过垄断优势的内部转让达到盈利和控制的目的。
在海默垄断优势理论后面的另一种重要的跨国经营理论是内部化理论，该理论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巴克莱(P.J.Buckley)和卡森 (M.C.Casson)两位教授提出。他们直接承接海默垄断优势理论的思想：如果企业的海外投资起源于其垄断优势，那么，企业为什么不直接将垄断优势这一核心资产拿到市场上出售（外部化），而一定要在海外建立企业进行内部转让（内部化）呢？
巴克莱和卡森认为，企业之所以选择垄断优势的内部转让，并为此进行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原因在于内部化的交易成本低于外部市场交易的成本，内部化更有效率。特别是，巴克莱和卡森认为，与跨国公司垄断优势有关的资产大多是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源，这些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源由于具有共享性、非标准化、泄密风险等特点，其交易成本更高，基本上无法以可接受的成本实现外部化，因而只能通过内部交易在企业内使用。这一内部化过程当然不一定跨越国界，但内部化过程的不断发展最终将使企业跨越国界，成为跨国经营企业。
在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以及古典工业区位理论的基础上，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领域最富盛名的学者约翰•邓宁（J.Dunning）提出跨国投资与国际经营领域集大成式的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邓宁综合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工业区位理论等三大理论，构造出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的“三优势模式”。邓宁认为，企业是否以及以何种形式进行国际投资和跨国经营，主要取决于企业在所有权优势（由于独占无形资产如技术、专利、商标等产生的优势以及由于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内部化优势（企业通过建立内部化体系运用自身的所有权优势以节约或消除交易成本的能力）、区位优势（能否找到在自然禀赋和政策法规方面都适合的海外投资场所）这三方面的状况。如果一个企业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企业就应该而且可以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如果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但不具备区位优势（找不到适合的投资场所），企业就应当选择在国内生产然后直接出口的国际化经营形式；如果企业只拥有所有权优势但不具备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企业只能以无形资产转让的形式进行国际化经营；而如果一家企业三种优势都不具备，则该企业完全不应涉足国际化经营。
除“三优势模式”外，邓宁还从宏观视角研究一国企业对外投资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的关系。邓宁发现，一国对外投资规模与人均GDP水平有一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水平越高，对外投资越多。当一国的人均GDP低于400美元时，几乎没有对外投资；超过400美元低于2500美元时，对外投资很少；2500美元至4750美元之间，对外投资显著增长；而超过4750美元以后，投资流入与流出呈大致均衡状态。
邓宁的“三优势理论”被称为跨国公司与跨国经营的通论，在学术界广受好评。而他关于对外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使其对外投资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建立起某种联系。不过，总起来看，邓宁理论的核心思想仍然是海默的垄断优势思想。也就是说，邓宁的理论仍然未能超出垄断优势引致跨国投资的基本思想。至于对外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则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总结，算不得理论探索。所以，在我们看来，企业跨国经营的全部经典理论中，垄断优势的思想实际上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是第一关键词。
以垄断优势为核心的各种传统跨国经营理论，适合于解释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因为，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恰恰是基于其在技术、品牌、管理经验、营销技巧以及规模经济等方面的优势而展开的。这种从具有优势国家（企业）向劣势国家（企业）的投资，我们一般称为“下行投资”。
但是，以垄断优势为核心的传统跨国经营理论，在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时，就不像解释下行投资那么得心应手，甚至有些力不从心：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多时候并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甚至处于劣势，但是它们仍然大举展开对外投资。不仅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姑且称之为“平行投资”），而且到先进的发达国家投资并购，攻城略地（称为“上行投资”）。这种并不以相对优势为基础的对外投资，对传统跨国公司投资理论提出了挑战。而“发展中国家跨国投资理论”的出现和发展，也正是为了解释这一异乎常理的现象。
针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研究者提出自己的解释。嗣后，研究不断丰富，形成相对系统的发展中国家跨国经营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一些最新的理论解释虽不那么系统，却也值得重视。
最早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进行研究并提出系统理论解释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威尔斯（L.Wells)。他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界的跨国企业》一书中，基于对1964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资料的分析，提出著名的小规模技术理论。
根据该理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虽然不像发达国家企业那样具有明显垄断优势，但是，它们也具有一些特殊优势，比如小规模制造工艺、更适合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的技术、更接近于市场等等。这些，可以看作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相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正是这种相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构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
英籍印度学者拉奥（S.Lall）所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与小规模技术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基于印度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发展，拉奥从 1983～2002年这20年间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新跨国公司：世界企业的扩展》、《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的兴起：海外的印度合资企业》等。在这些著作中，拉奥认为，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形成一些特定优势，这些特定优势成为其对外投资并与发达国家企业竞争的基础。如对技术的吸收改造，专门化、更适用的技术，发展中投资国与发展中东道国之间共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与基础等等。
显然，技术地方化理论与小规模技术理论一样，都强调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时的相对优势或比较优势。这些理论，就其思维逻辑而言，都仍未超出垄断优势的范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进一步发展，其发展速度和规模也远远超过80年代，形成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潮流。不仅原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具有相对优势的亚洲四小龙等大举对外投资，其他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对外投资大军之中。
基于这种现实，对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理论解释也迅速发展，出现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见解。这些最新理论解释中，比较重要的包括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两阶段模式、学习模型与策略竞争理论等。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是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维尔和托伦蒂诺（Cantwell & Tolentino）提出的。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他们分别或合作撰写了一系列著述，阐述自己的对外投资理论。如坎特维尔的《技术创新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变迁》，托伦蒂诺的《技术创新与第三世界的跨国公司》。在这些著作中，他们指出，技术水平和能力的提高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而技术水平的提高又与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国技术并不断消化、吸收、改造密切相关。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其产业也不断升级并在某些领域有了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以此为基础，它们会循着“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轨迹不断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对外直接投资行列，中国学者对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日益活跃，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两阶段模式”、“学习模型”以及“技术扩散与策略竞争解释”等。
吴彬、黄韬在《二阶段理论：外商直接投资新的分析模型》一文中提出“两阶段模式”。他们认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必须考虑两个市场（母国和东道国市场）、两个阶段（经验获得阶段和利润获取阶段）和两种状态（对外投资的优势状态和劣势状态）。具体而言，企业是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同时进行经营活动的，其目的是实现综合收益最大。即使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无利可图甚至亏损，但只要这一投资使该企业在母国市场或者第三国市场的收益增加，进而总收益得以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就是可行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要经历亏损阶段（第一阶段），在积累经验、提高竞争力以后，才会进入获得利润的第二阶段。
冼国明和杨锐在《技术积累、策略竞争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一文中，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称为FDI-Ⅰ，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称为FDI-Ⅱ。他们认为，FDI-Ⅰ实际上是一种学习型投资，其目的在于获取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等垄断优势。而FDI-Ⅱ是策略竞争型投资，具有一般意义的赢利目的。随着投资的发展和积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会逐渐转变为FDI-Ⅱ。
除上述理论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者有类似解释。这些研究认为，传统跨国公司理论只注意到利用垄断优势，而忽视了对外投资也是形成优势的过程。技术落后的企业可以通过到技术先进国家进行FDI，以在地理上接近扩散源，获得技术扩散的利益。跨国投资的过程既可以是发挥优势的过程，也可以是寻求优势的过程。
综观整个跨国公司理论发展，我们发现，无论是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跨国公司理论，还是试图探索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基础的跨国公司理论，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垄断优势”这一概念展开的。近年来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和深化了对企业跨国投资基础的认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不是将企业的垄断优势看作对外投资的先决条件，而是看作对外投资的结果。优势的形成与对外投资是互相促进的过程。有些对外投资，本身就是为寻求和获取垄断优势而进行的。既然如此，对外投资的效果，也就不能仅仅从短期赢利与否来评判，而应当从更综合、更长远的视角，从能否通过投资获取垄断优势，能否走出去实现国际化等角度来评判。这些观点，都令我们对跨国投资的看法有耳目一新之感。
但是，应当看到，上述关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走出去的理论解释也都有局限性。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跨国经营理论的基础，颇可怀疑；而是否能据此指导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与走出去行为，更需谨慎。就前一方面来说，所有以寻找优势、学习优势、优势互补（策略竞争）为指向的对外投资理论，其核心概念仍然是垄断优势。它们并不是对垄断优势理论的替代，而只是补充、扩展和细化垄断优势理论。因此其结论也不是改变垄断优势理论的结论，而只是其在发展中国家条件下的扩展和变形。就后一方面来说，如果说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是为了获取优势，那么，在诸如硅谷那样的地区设立分公司、办事处、研发中心就能形成自己的垄断优势么？如果一个企业缺乏依靠自身资源创造出垄断优势的能力，那么通过海外并购后获得的诸如品牌、技术等垄断优势，是否能够很好地融入企业的机体，成为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呢？如果不能，那么，通过跨国并购获得的资产，将很快会被耗散，使企业重新回到收购前的原点。这就好像通过引进技术提升产业水平，如果不能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那么，当引进的技术用尽后，又会重新回到起点，先进与落后的格局是不会因引进而改变的。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实模式与理论困惑
通过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理论的简要梳理，不难发现，对于像中国这样较低收入水平但是又具有“大国效应”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企业走出去跨国投资的基础和逻辑尚不十分清楚。或可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投资和国际经营的动因并非能单一解释的，而是多样化的、综合的、复杂的。简单而言，有两种可能的基础：一是利用大国效应形成的相对比较优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经营；二是通过到发达国家的投资与并购，学习、获取和创造垄断优势。
当然，现实中的情况总是比理论所表达的逻辑复杂得多，丰富得多，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一规模巨大、特色鲜明、文化深厚并且发展不平衡的国度来说。很多一般原理，特别是基于西方文化和西方经验总结出的原理，到了中国就会发生变化，就会衍生出其“中国版本”。这正应了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由此观之，必须看到，迄今为止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路程远比上述理论所阐释的逻辑复杂、曲折和丰富多彩，许多都超出既有理论逻辑的路径。这一方面有可能使中国企业走出因为缺乏理论支撑而成为盲动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既有的跨国投资理论，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理论，获得更多新思想和新元素，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普适性。
为了获得这种理论上的思考，我们还是先看看中国企业走出去与的历史与路径。
实际上，中国企业零星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最早可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当时，北京的友谊商业服务公司（北京友谊商店）与日本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在东京合资开办“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中国第一家海外合资企业，拉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的序幕。不过，该企业属于商业企业，主要经营一些中国民族特色商品，与一般意义的国际化经营仍有差异。
中国生产型企业的海外并购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2年12月，首钢收购濒临倒闭的秘鲁铁矿公司98.4%的股份及其所属670.7平方公里矿区的永久性开采权，成为最早以海外并购方式跨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之一。中国加入 WTO以后，企业对外投资明显加速，进入企业对外投资的高速发展时期。2001年，国家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并将实施“走出去”战略写入《“十五”计划纲要》。此后，国家多次强调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性，并为此制定一系列支持海外投资与跨国并购的政策，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较好的政策环境。不过，总体而言，直到21世纪初，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经营基本上处于无序发展状态。
2002年以后，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海外投资开始由放任自流状态逐步走向有序发展状态，对外投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据统计，2003～2008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规模年均增长70%以上，目前我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投资遍及世界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下表显示2002～2008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从对外投资形式看，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企业也是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形式兼而有之。所不同的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并购的比例不足 5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增速很快。同时，中国企业明显呈现出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以绿地投资为主、在发达国家并购较多的投资模式。
这种特点的形成是容易理解的。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在技术、工艺、管理方面，特别是现代加工制造业、资源采掘、开发与加工等领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对较低的产业发展水平使中国企业能以绿地投资形式进入这些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至于发达国家，其产业发展水平高，中国企业与之相比一般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甚至经常处于劣势。中国企业以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无法在发达国家立足。而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发达国家主要目的本身也不是为了实现投资对贸易的替代，而是为了获取垄断优势。此时，以并购的方式收购发达国家现有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从而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是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正因为如此，许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凭借自身在资金、规模和市场上的优势，辅以国家的政策支持，开始收购发达国家不景气、频于破产，或者非主业、被分拆的企业或其资产。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这一年多，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深陷危机，不能自拔，资产大幅缩水或贬值，从而为中国企业跨国收购创造了天赐良机。
从2002年到现在，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步伐不断加快的大潮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著名案例层出不穷。2002年有网通收购亚洲环球电讯，浙江华立集团收购飞利浦CDMA手机芯片软件设计及相关业务部，中海油出资收购印尼及澳洲油田，中石油收购印尼油田及气田等案例。2003年，TCL先后收购德国施耐德、法国汤姆逊的彩电部门和阿尔卡特的手机部门，净资产不到20亿元人民币的京东方以 3.8亿美元100%收购韩国现代集团TFT-LCD业务，联想以17.5亿美元收购IBM的PC部门；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汽车等。2005年，则有海尔竞购美国美克电器、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石油公司、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等案例。2006～2007年，中国铝业以8.6亿美元收购加拿大秘鲁铜业公司，中国移动购买作为巴基斯坦移动运营商的巴科泰尔有限公司大部分股权。民营企业林德集团从全球11家竞标者中胜出，购买德国帕希姆机场100％的股权、设备及附属经济合作区土地的永久拥有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资产价格的暴跌和发达国家经济的危机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创造了难得一遇的机会和条件，这一年，也恰恰是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并购的高峰之年。2009年，这一趋势继续发展，2009年初的两个月时间，中国海外并购已有22起，涉及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是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2009年2月以后，发生的海外并购又有：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收购世界第四大铁矿石供应商FMG17.34%的股权，成为它的第二大股东；鞍钢入股澳洲矿企Gindalbie；中国五矿集团以13.86亿美元100%收购澳大利亚OZ公司主要资产；吉利收购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制造企业澳大利亚DSI公司；中石油完成对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份收购；中石化收购Addax石油公司，总价达82.7亿加元(合72.4亿美元)，创中企海外并购新纪录；苏宁电器注资控股日本老字号电器连锁企业Laox公司，成为第一家收购日本上市公司的中国企业；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广州健升贸易有限公司和卡丹路公司以总价2亿欧元收购法国皮尔•卡丹公司在华成衣和衣饰业务，如此等等。
从上面所描述的并不全面的图景也很容易看出，包括跨国并购在内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确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来得有点出人意料地快，甚至让人有点措手不及，连走出去的企业也没想到一下子就出现这么好的机会和条件，就被逼到前台，想不出头都不行。所谓时势造英雄。从理论上说，中国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使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已经达到邓宁所说的对外投资加速发展的阶段（如果考虑到中国人民币汇率某种程度的低估，中国的人均美元收入水平会更高些）。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生产能力过剩、国内发展一般加工制造业环境的日渐紧张、国家外汇储备的日益累积需要出路、中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需要等等因素决定中国企业走出去将会是一个大趋势。
问题在于，这种大趋势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企业走出去所面对的理论困惑，恰恰相反，越是认识到这一长期大趋势的存在，越需要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弄清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础与逻辑。否则，如果企业走出去存在方向性失误，从宏观上将大大损害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在微观上则会使有关企业蒙受损失，大大延缓中国企业成长的过程。
这方面的例子同样不少。实际上，正是因为许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后效果不佳，损失惨重，才让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人从理论上怀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础和时机。譬如，2004年，TCL高调海外并购曾经引起一时轰动，但后来的结果表明，这两桩收购案可能未必是合适的选择。同样是2004年，上汽以5 亿美元控股韩国双龙汽车，作为国际化的重要步骤。几年下来，上汽承受5亿美元的损失，收购以失败告终。再如，联想收购IBMPC业务也曾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代表，但收购后的整合之难，以及其获得IBM的Think品牌的有限使用权对联想发展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使这桩收购案也受到怀疑。加之其后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冲击，联想的业务发展受到很大冲击，业绩大幅下滑，以致退居二线多年的柳传志不得不重新出山。又比如平安收购英国富通集团案例。2007年底，正当全球股市由牛转熊的变化之机，平安选择以每股19.05欧元购买富通集团4.99%股份，为此花费18.1亿欧元，随后又斥资8.1亿元人民币增持富通股份。但是，由于富通股价持续下跌，最低曾跌到1.16欧元，使平安蒙受巨额投资损失，以致于2008年952亿元的总收入中，净利润却只有区区的 4.77亿元。
事实上，迄今为止，如果以是否盈利和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作为依据，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效果并不佳，甚至很差。根据一些机构或专家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至少约70%是失败的，其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有人估计，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损失达到约2000亿元的水平。这些估计当然都是粗略的，但它确实让我们不能不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并购、跨国经营的基础、逻辑、进程和前景做更加理性的思考。
诚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可能不加入国际化经营的大潮之中，中国所处的各种内外经济环境也都决定中国必须加入这一进程。而且，对于一个缺乏明显垄断优势的后发展国家而言，要在很短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十年、上百年所走过的企业国际化路程，不可能仅仅亦步亦趋地模仿发达国家，复制其慢慢积累垄断优势的路径，而要通过较强的政府主导和大国效应，创造垄断优势，走一条超常规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交学费，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即便如此，有些学费，本来也是可以不交或者少交的。如果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有关企业、经济学者能够对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多一些思考，谋划，就可以不交或少交很多学费。
不过，现在也不晚。如有的研究者所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并购与投资刚刚进入大规模发展初期，如果现在能对相关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和研究，仍然可以对未来的对外投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没有什么捷径，其基础仍然是对基本理论的认识、对基本理论的发展，以及从基本理论看待我们的现实。这一点不能回避。
三种目的、三种类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逻辑
如果按照经典的跨国公司理论，中国企业尚不具备大规模对外投资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中国企业缺乏对外投资所依赖的核心优势。然而，这些经典理论都产生于全球化之前，其现实经济背景与今天是显著不同的。在门户顿开的全球化时代，企业所面对的经营环境和国际竞争环境已经全然不同，传统理论中“逐渐积累垄断优势——形成垄断优势——利用垄断优势——开展对外投资”的理论逻辑一定程度上应该被超越，也可以被超越，中国企业可以依据一种新的思维和逻辑做出对外投资以及跨国经营的选择。但是，这一新的思维逻辑是什么呢？
首先，在21世纪的今天，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再是孤立和封闭的，都必定是世界经济整体的一部分，是世界经济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这就决定，一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选择必须以自己所处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对自身未来国际经济地位的选择判断为依据。
就中国而言，中国经济如今已深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没有中国这一环，全球经济的面貌将大异。中国经济受着世界经济的左右，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在实体经济方面，目前中国主要是作为世界经济链条中的加工制造环节而存在，这极大地发挥了中国的现有优势，使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却也给中国带来诸多问题和麻烦，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贸易摩擦问题、产业升级问题等等。如今，我们已不满足于仅仅做世界的加工厂，而要不断提升自己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以此获得更多的利益，逐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上述问题。
为实现这一目标，有两个现实可行的战略：一是逐步将一部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中国，转移到其他更具有加工制造业发展潜力和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途径就是大力提升中国企业在设计、研发、工艺、技术、品牌等方面的能力和竞争力，提升在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这两个战略的实施，恰恰都与企业走出去跨国经营和海外并购密不可分。将一部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中国，主要是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这里，实现产业转移的途径就是跨国投资，特别是绿地投资，其理论基础基本上仍属于垄断优势利用的范畴。而要提升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一方面可以依靠自主研发、自主创造，培育中国自己的国际品牌和核心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获取发达国家已有的无形资产（技术、品牌、商标等），将其变为自己的资产，以此来快速提升价值链地位，实现产业升级。而后者，也就决定了未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主要方向是获取无形资产和垄断优势，其基础则超越传统的跨国投资理论。
所以，从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企业成长需要，以及参与国际竞争、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等角度说，从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大国的经济崛起角度来说，中国企业未来走出去和对外投资，将不会依据单一的基础，而会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有些对外投资活动，可以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很好地解释，另一些则超越传统理论的解释。中国的企业一方面应当熟悉既有企业对外投资理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既有理论，根据国际经营与发展的现实，积极探索。而中国的经济学者则应当及时地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实践和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提供理论依据。
以目前情况来看，我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应着重发展的是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以获取国际资源、原料等为目的的投资。
中国的国际加工制造中心地位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供应者，为全世界生产，因而也就不可能仅仅依靠中国的资源和原料，而要使用全世界的资源。何况，中国本身的资源禀赋决定即使我们想依靠自己也不可得。这样，中国就必须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多种方式争取稳定的国际资源，特别是那些对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而中国又缺乏的石油、矿石、天然气、木材等战略资源。为保证稳定的资源来源，中国在这些战略领域的投资甚至可以较少考虑短期经济因素：投资的资金回报是否合适，收购的价格是否偏高，这些都成为第二位的问题。因为，如果失去了对资源来源的控制，就将受制于人，经济利益也就将成为奢谈。
实际上，有关国家在允许或者拒绝中国企业的这类收购行为时考虑的也主要是政治和战略因素而非经济因素。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铝、中国五矿等大型国有控股公司这些年频繁出击，在海外投资和并购；为什么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中东国家、非洲、拉美等国家的经济往来会如此热络；为什么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一再对中国的这类收购行为设置障碍，从中作梗。未来，这类企业的投资和并购仍将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并购的热点之一。在这些领域的对外投资中，中国企业的规模、实力，以及政府的支持，可能是决定其能否对外投资、跨国并购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
第二种，以获取垄断优势与核心竞争力为目的的投资与并购。这类投资以跨国并购形式的投资为主，主要在发达国家展开，理论上大致可以为前述国际投资新理论所解释。
早期，这类投资主要是通过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实验室等小规模机构，试图接近产业技术中心，掌握最新技术发展趋势，获得最新信息，从而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后来，此类投资进一步演变为直接收购某些国外企业或者业务，获得品牌、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和生产能力、销售渠道等有形资产，期望通过收购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国际竞争所需要的垄断优势，提升产业水平和竞争力。此类投资，如TCL在德国、法国的并购项目，以及联想收购IBM业务、海尔与日本家电企业的合作等都比较典型。金融危机以后，这类投资迅速发展，更多的中国企业凭借自身的资金优势，趁金融危机后西方企业价值缩水之机，大举收购国外企业的资产，特别是无形资产，诸如近期对悍马、皮尔•卡丹、沃尔沃、萨博等的收购都属于这一类型。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通过收购国外企业已有的无形资产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或许比自己创造出知名品牌、技术更容易，不失为一种捷径。比如，直接收购皮尔•卡丹品牌和工艺，或许比国内企业花很多年时间和资源创造的杉杉西服、七匹狼更有效率。据此，我们认为，此类收购行为未来仍会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和对外投资的一种重要类型。但是，这里有几个因素应当充分认识。其一，西方企业之所以愿意将其多年经营的品牌等出让，肯定是这些品牌已经过了黄金期，或者不再适合目前的市场。真正高端品牌和优质资产，是不会允许出售的。也就是说，我们获得的品牌等资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具有长期价值的资产，需要考虑。其二，除了如危机时期之类的特殊时期外，中国企业收购这些品牌的代价和条件必须充分认识。也就是说，获取这些品牌、技术等无形资产与付出的收购对价相比，是否合算，要经过认真的价值评估。其三，更重要的是，一旦完成了收购，我们的企业成为这些品牌的所有者，如果不能维持和发展品牌的价值，持续地进行产品创新，这些品牌的价值将很快被耗散并最终被淘汰，企业仍然是一无所有。此外，说到底，一个国家的民族企业崛起成为世界企业，都是通过自己创造的品牌实现的。很少见到靠买来的洋品牌发展成为具有深深民族烙印企业的例子，德国、日本、韩国这些后起的国家，莫不如此。所以，中国企业通过品牌收购发展自己，赚钱也许可以，最终能否走出企业成长的捷径，仍颇有疑问。
第三种，以利用垄断优势为目的的投资。这类投资是中国对外投资中，最接近于跨国投资基本理论本意的投资行为，其形式可以是并购，但更多的是绿地投资，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进行。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一些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在技术、规模、品牌、管理等方面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特别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些企业的相对优势比较明显，竞争力较强。这为这些企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投资（新建投资、合资合作、收购兼并）创造了新的可能。在这一领域，诸如华为公司、中兴公司、万向集团、海尔公司以及东南沿海的许多纺织、制鞋等轻工业的民营企业等都是其代表。未来，随着中国企业技术水平与竞争力的不断提升，这一类的投资将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导力量之一。
在这一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应当把这一领域的对外投资与中国具有优势的加工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结合起来，有意识地支持和鼓励我国具有优势的产业如汽车、钢铁、电子、家用电器、轻工、纺织等产业的对外投资，特别是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通过对外投资的产业转移，实现国际范围的“腾笼换鸟”，解决中国面临的资源、环境等问题，推进产业升级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