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迪思作为一名站在象牙塔之外的管理学家兼咨询师,他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正如《企业生命周期》的翻译者赵睿所言:“(这本书)不是书斋中的造车之作,而是一流管理大师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书中的观点读来不仅使人有茅塞顿开之感,而且他所提出的方法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 “希望此书能对中国的企业家们有所启迪,能够帮助他们把握国际先进管理思想的脉搏,为中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借鉴思路。”(本书汉译本《译者的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对学院派来说,很容易给爱迪思打上商业符号。尤其是他对爱迪思法的商业运作,到世界各地讲学,以自己的影响力获得了政府特许的证书颁发权力,对自己提出的专用方法名词予以注册保护,必须经过他正式培训并取得了认可证书的人员才具有使用爱迪思法的资格,这些措施无不带有赚钱的色彩。尽管他自己声称是为了防止他的方法被“不良地使用”,但其中的商业动机和学术动机到底各占多大比例只有天知道。作为理论大师,他的地位在纯学术领域尚有疑问,但作为一个善做生意的“精明的犹太人”则千真万确。
实际上,该书尽管文字畅晓风趣(汉译者对此贡献卓著),貌似通俗读物,但理论色彩依然十分浓厚。本文因为篇幅而没有详细介绍的“爱迪思法”,在逻辑结构、观点论证等方面,不亚于其他名家厚重的管理学专著。至于他反对“不良的使用”,在学术界也同样存在。从泰罗开始,就对效率工程师歪曲泰罗制而不断抗议,此后管理学家对思想传播中的变形几乎一直都在批评。爱迪思自己也认为,很多出色的理论和方法都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经,如参与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等,都因为被滥用而蒙上了失效的灰尘,使得它们变成了装点门面的工具,真正的精髓和实质却没有获得,最后所期望的效果也没有达到。所以,爱迪思的管理学地位,同商业化无关。
从思想史角度看,爱迪思试图用实践中概括出来的PAEI角色职能为基础,建立一个广泛适用的企业分析范式。他有一个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理论贡献,就是他书中的生物学隐喻。他把企业比喻为有机的生命体,而且基本上是以人体比喻企业,并由此形成了三个贯穿于他的理论之中的主线:一是回归管理中的人本位。在他的书中,管理是人的活动,不但管理者是人,而且企业也是人,企业在他的笔下有了喜怒哀乐,有了生老病死。看着他关于企业的描述,使人会联想到血液循环、植物神经、本能与理性、心灵与肌肉等等术语。他关于“企业人”描述,不是文学作品中的拟人化,而是在学术作品中把法人还原为自然人。经常有人强调管理的本质是对人的管理,管理的基础是以人为本,但一到具体观点,就暴露了把人抽象化、虚拟化乃至工具化的毛病。而爱迪思的“企业人”,实现了法人与自然人的重合。二是企业的演化史观。生命周期本身是演进的,周期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排除人的努力的自然秩序,并由此而形成扩展秩序,企业经营中的不同角色,是一种人性和人格上的不同,是人的本性的流露,而不是一种目的论的安排。各种相应的企业诊疗手段,是顺其自然的助力,而不是“推着面条上山” 的改造。尽管他也用了许多变革、革命式词汇,但他的整体思想是渐进的自然过程。三是对管理学体系的挑战。不管他本人是否意识到,他挑战并脱离主流管理学界的举动,实际上是对另一种管理学的摸索。我们借用经济学中的称谓,姑且把这种另类管理学称为“演化管理学”。
在经济学中,针对主流经济学的不足,诞生了演化经济学。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奇逊强调,演化经济学有三条宗旨,在本体论上强调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而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在认识论上反对还原论,强调复杂系统不能还原到元素层次,社会活动不能还原到个人层次;在术语上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以类似于生物系统取代机械系统对经济的解释(《演化与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按照这三条宗旨,爱迪思尽管不完全一样,但已经十分接近演化经济学的思路。由此,管理学有可能从现有范式中突围。哪怕这种摸索走向失败,也会在理论的发展上留下足迹。
正是这种从人出发的新型管理研究,使管理学中的许多现象可以得到新的解释。例如,爱迪思反复强调的“没有完美的管理者”一语,同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异曲同工。但如果仔细考究,可以发现二者思想基础的巨大区别。西蒙的有限理性,是按照严密的科学思维甚至是接近于计算机思维推导出来的观点;而爱迪思所说的没有完美的管理者,是从人的生物本能推导出来的观点,如果究根问底,就很有可能推导到基因缺陷。在这一基础上,爱迪思强调“我们都是不称职的管理者”一语,推导出“不过有些人更不称职”的观点,又同波普尔的证伪方法论相吻合。对于管理学界来说,这些思想火花,已经闪耀出爱迪思的大师风采。
爱迪思大事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