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07日 来源：《商界评论》 作者：姜汝祥
中国的企业家中，公开或半公开地以曾国藩为榜样的大有人在，所以我下决心去攻读一下曾国藩的东西，力图搞清楚他有什么值得我们的企业家如此神往？
坦率地说，我读不进去。当然，在这样一个知识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自己读不进去的东西，未必就没有价值，就像我们迷恋的许多东西，也未必有价值。
曾有记者问我：难道公司中没有政治吗？
回答是：当然有。而且十分严重，我甚至可以负责地说，如果目前那些在舞台上依然风光的中国企业家，如果其中哪个不是深谙公司政治的高手，那恐怕早就下台了。
我为什么读不进去？回答很简单。我认为曾国藩的东西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已经过时了，或者说，在中国企业家迷恋曾国藩的的背后，其实暴露出的是中国企业家对现代企业运行逻辑的某种陌生和隔阂！
中国企业家选择了一种对现实十分有效，但却对企业未来发展十分有害的领导方法。
我们发现，正确的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在如何管理公司这一问题上，我觉得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把问题搞错了。在他们那里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员工才能把企业做大做强？而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如何管理员工做的事才能把企业做大做强？
这两个问题好像差不多，但背后的逻辑却有天壤之别！基本的区别在于，在迷恋曾国藩的企业家那里，问题的出发点是“人”，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是如何把人搞定，而在我看来，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事做好。
什么是管理？管理是一种对事物运行规律把握的技术。而什么是权术？权术是对人际关系进行把握的技巧。管理无疑需要某种技术来增加综合协调能力，但权术却会将企业运行变成政治的游戏！
如果我们去买菜，无论你与卖菜人为价格如何争吵，这都是商业。但如果你不是去买菜，而是你看这个卖菜的人不顺眼，从而想找人不让他卖菜，这就不是商业而是政治。
虽然我们把公司中的权力斗争叫做公司政治，但这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本质是有区别的。道理很简单，公司就是公司，公司的本质是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权力的安排。
在全世界任何一家公司中都存在公司政治，但全世界任何一家优秀公司的政治都有非常明显的底线：权力是公司利益的体现！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世界级优秀公司的权力安排，有着十分清楚的逻辑与框架：首先明确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公司领导权一定是在股东利益的制约下行使。其次是明确的雇佣关系，保证员工在合约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所有的行动都应当符合公司利益。
为什么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中，领导者必须是半个政治家？结论就是国有企业从本质上讲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商业组织！
同样，为什么一旦韦尔奇的接班人上台，另外几个侯选人就要离开GE？为什么摩托罗拉新上任的中国区总裁，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批自己信任的人提上来？结论也很简单，GE要的是公司利益，摩托罗拉要的也是公司利益。
当公司利益明确的时候，权力背后是明确的责任。这就像授权一样，我之所以把权力给你是因为我明确了你的责任。同样，在有明确的责任下，重用谁，淘汰谁就是行使责任的重要内容。这就是我们讲的：权力来自于流程——你的权力大小是制度流程赋予你的，而不是谁的任命。
在对曾国藩的迷恋现象中，如果把责任完全推给企业家是不公平的。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暴君往往与暴民共存。我们随处可见若干权谋员工或主管的卓越表现，或者说企业家在明处，这些极富权谋的员工或主管在暗处。
最近一个企业家告诉我，某某著名咨询公司出来的一个MBA到他这儿，没到半年带着一笔生意跑了，跑的时候，还有几万元的出差借款没有还。
在曾国藩那里，对付这种人的办法可是说是数不胜数。我相信，那些修炼曾式管理法的企业家们，最后的境界是达到人性上把这类人看得清清楚楚。从而，从第一天起，别说你是MBA，就是归国洋博士，要玩这种阴谋诡计，就像小孩与大人玩捉迷藏一样。只要你三心二意，没等你跑，就先把你清除了。
但是，现代企业管理逻辑却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如果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像跨国公司一样强调必须有过去雇主的推荐信，那么这位老总就会发现，这位MBA离开那家著名的咨询公司的时候，还有卡住电脑不还的闹剧。如果财务严格的话，借款也不会几个月不还。
所以，有些问题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权力水平的高低，但实质上却是制度出了漏洞。就看我们的管理者是通过“曾式管理法”中的悟道来识破人性之恶，还是通过制度与文化来识破人性之恶？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当然，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似乎说起来很容易。但问题是现代企业是100多年工业文明的产物，除了遵从工业文明的内在演化规律，我们还能做什么？更让我们不容乐观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独立于官僚体系的商业组织，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只适用于官僚体系的权术，而没有适用于独立组织的管理。
管理的出发点是事的顺序，而权术的出发点是人的服从。管理的本质是规律，权术的本质是谋略。权术服务于规律，这就是公司政治的底线。
作者简介:姜汝祥为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