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一家企业的采购主管向我聊起他“被迫”向中国采购小零件的故事：制造该零件的合金售价每吨8万美元，成品价格折算起来达到每吨上百万美元，增值的部分来自于精密的机械加工和生产工人们的手上功夫。原来独家供货的一家美国公司提前半年通知说不再能供货，因为某个关键工序的老师傅要退休了，再没有新工人愿意学老师傅的手艺。无奈之下，这位主管便试探某中国国企是否能解决供货问题。
这家国企拥有美国企业也不具备的全套精良的加工设备，有多年积累的技术人员，但热衷于生产出口美国的大批量低档甩卖货。对这种几十万美元且要进行技术创新的订单，因试制有风险而回报有限，态度很是消极。更困难的是在国内找不到做原料的合金，该合金的中国标准指标不高，生产出来的零件容易产生微小的毛刺，影响最终在应用场合中的系统可靠性。一些特种冶金企业从设备和技术上虽具备高标准合金的生产能力，但只有执行通行的低标准才具备经济规模。
面临断货威胁时，这位加拿大客户已经将目光转向瑞士，但偶然中发现的一个仅有十几个员工的江苏小作坊把这笔生意留在了中国。老板既是工人还担当技术员，甚至看不懂零件图纸上的英文说明，但凭借着十几年来在类似产品制造领域积累下的专业技能和经验，认真钻研之下提出了靠谱的试制路线，而且愿意担负从瑞士采购原料、运输和进出口等各个环节的协调与管理工作，最终以略低于美国企业的价格拿下加工订单。那家加拿大企业也为获得了稳定的供应商而高兴。
如果中国的合金标准较高，这个零件的小产业链条就可以通吃，拿到从原材料到合金再到零件成品每吨上百万美元的增加值，更不会因为原料标准问题而错失这一创新的市场机会。事实上，用该零件制造的部件又是德国某大公司的核心产品必需的小节点，一些中国企业已经跟踪该系统进行了多年研发，如果大量的这类零部件实际上在中国具备了生产能力，对于中国未来推出自己的成套产品助益多多。
当前中国创新困境的解决方案似乎都指向培养人才、投入资金、大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建设法制环境和用国家意志驱动大飞机和高铁类项目试图带动产业升级等。法制建设和大项目拉动自是理所当然，其他的指向都是典型的官八股，因为它们没有回答几个疑问：谁有义务和责任来做这些工作？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动机来做？凭什么来保证新技术能被吸收并改进？创新机制得以完善运行必然依赖市场需求的驱动，形成“投入–获利–再投入”的正反馈，在发达国家同时施展各种非市场的暴力手段时，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没有任何合理性。可是，官僚系统利用创新对非市场力量的合理需要推出的这些官八股，貌似有所认识和行动，其实际效果非常令人担忧。
政府强力之手比较合理的举动是大力废除各类过时的、指标低下的标准，强力推行先进的甚至高过发达国家的产品标准，向所有潜在的具有创新冲动的人们发出明确的正面信号，从基础上夯实产业升级的基础。
的确，提高标准会让那些以垄断和大而不强为生存手段的国企付出巨大代价，但中兴、海尔这样的国企和奇瑞、吉利这样先天不足的私企却很有希望在竞争中获胜。上世纪30年代希特勒取消德国公路限速，今日汽车工业还是德国的骄傲；日韩汽车在北美洲早就冲得底特律溃不成军，不过崛起时也是以山寨汽车起家，都有产品质量差被美国人踢出去再重新进入的惨痛经历，后来又都是以高于北美汽车的产品标准确立了市场的好评；加利福尼亚州最严酷的排放标准促成了各种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和整个产业的基础，深得中国垄断国企精髓的美国三大汽车则根本没能在其中获得什么地位。
其实我们可以追问一下：能够造出来三聚氰胺奶粉和山寨手机的那么多企业，怎么可能会缺少创新能力？缺少创新能力根本又是一个伪问题，正面创新所需的进取心、冒险和钻研精神在这些负面工作中都得到了体现。造假奶粉的“创新”者们甚至是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去搞“创新”，唯一悲哀的是努力的方向相反而已。在较公正的法律环境下，政府相关部门为何不用高标准来引导蕴含在民间的巨大创新能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