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当我与上千人一同在皇家爱尔伯特音乐厅纪念威尔士亲王担任社区商业协会 (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主席25年的时候，我回想起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斗争已经经历了何等变化。
几十年来，一直有人反对企业责任这个概念。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称这是自由社会里一个“彻底的反动学说”。他进而宣称：“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利用其资源参与到提高利润的活动中去。”
如果企业经理希望赞助其它一些理想，他们应该利用自己的时间和金钱。股东价值运动(Shareholder value movement)就建立在这个理念上；它主张一个公司的唯一责任是为其所有者创造可观的回报。
企业责任论的拥护者从未否认过利润或股东回报的重要性。但他们坚持认为，负责任的企业产出的不仅仅是这两项。
在我1986年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最早一批特稿中，有一篇写的是查尔斯王子对Per Cent Club的支持。这个由英国公司组成的集团承诺将税前利润的0.5%捐助给社区活动。社区商业协会管理着Per Cent Club，时任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奥布莱恩(Stephen O´Brien)称，这些公司不是出于慈善原因推动社区的健康发展，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扩大消费者市场的方法。
企业周围的人更富裕，企业效益就会更好——这个理论不是新近才提出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1914年引入了日工资5美元的机制，以便他手下的工人有能力购买自己制造的汽车。许多后来的企业责任论支持者将此理论延伸至整个社区：人民生活越富裕，他们就能购买越多的商品。
还有其它的商业论点支持企业责任论。那些帮助本地学校或者资助艺术项目的员工会对他们的公司有更多好感。员工忠诚度和生产效率都会提高。
最重要的是，社区内更多的人会将企业看做社会的贡献者而不是掠夺者。在困境中，顾客会与企业站在一起。赢得这种社会认可通常被称作获取“营业执照”，这是明智的风险管理，因此也是一个合理的企业目标。
弗里德曼的观点仍然有支持者，但金融危机已经让很多人安静了下来。人们指责对股东价值的盲目追求拖垮了银行体系。就连曾经的股东价值拥护者、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也谴责此观点为“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
然而，在那个阶段，企业责任已经改变了。全球化和来自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已经给培养本地社区的旧观点带来了很大压力。为了生存，西方企业把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许多忠诚的员工被扫地出门；那些曾经受到培养的社区也被抛弃了。
一些公司采取了新的做法：可持续性。他们说，减少包装，降低石油、电力和水的消耗，既有助于保护地球，也可以大幅削减成本。
长久以来，企业责任论的支持者一直在追求利润率和更强道德意识的完美结合。可持续性能促成这段美满姻缘吗？
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受制于两个条件。第一，那些旧有的社区参与活动要继续存在。这些活动满足了人们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受人尊重，感到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有很多人说，人们应该用自己的时间做这些事；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第二，那些同时致力于传统企业责任和可持续性的公司仍然可能失败。安然(Enron)捐助了自己家乡休斯顿的建设。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支持伦敦贫民区学校的项目是我见过最出色的项目之一。英国石油(BP)在前任领导布朗勋爵(Lord Browne)的带领下，承诺将建立一个超越石油的可持续未来。他的继任者唐熙华(Tony Hayward)坚持认为，碳氢化合物仍将占据中心地位，但是世界需要更可持续的能源组合。
安然因欺诈而破产，雷曼兄弟被不可持续的金融工程打到，而在墨西哥湾环境灾难发生后，英国石油正在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