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学校名以数字命名，不单是北京特有的现象，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一些大中城市，这种现象更为突出。这种现象从建国开始延续至今，从一依次往下排，排在前面的往往是历史悠久的学校，也是当地的名校，如重庆一中、安庆一中、北京四中、南京一中等，越在后面的学校，历史越短，名气也就相对较小。
由于这种数字取名千篇一律，既不能显示学校的属地特征，也不能显示学校的学制性质，更缺少学校的文化内涵与办学特色，因此多年以来就受到人们的质疑。2012年，湖北作者陈启新在《教学与管理》上发表《中小学校名应该增加文化气息》一文，建议转变数字起名的惯例。今年，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第166中学校长王蕾就“完善中小学命名的管理”提出建议，并引发媒体的关注，这说明中小学数字起名的惯例，确实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
以数字命名学校名称，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优点就是一个城市有多少所学校，一看校名就全知道，用不着问统计部门。但学校的地域特色、办学体制、文化传承、学校特色等，一点都没有。学校的校名除了具有统计学的意义以外，没有其他的教育意义。作为以教书育人为根本任务的学校，如果最具学校特征的校名却没有深刻的教育内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之极的事情。
在世界范围内，部分数字往往具有特定的含义，用做校名还容易引起歧义。如110、119、120、250等，就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数字，用它们做校名，就容易引起误会。110中学、119中学、120中学，人们以为是警察学校、消防学校、卫生学校，而事实上它们就是普通的中学校。在对外交往和宣传中，以数字命名的学校，常常要特别解释才不会导致误会。
以数字命名学校，虽然人们早有异议，但由于简单易行，命名成本较低，所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还是乐此不疲，不但新校的名称仍然沿袭用数字命名，有的甚至把一些历史悠久的老校也统一改称了数字名称，如笔者所在的县，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旧县城及其所在的学校全部搬迁，原先的三所初级中学——马王庙中学、滴翠中学、云安中学，搬到新城后分别命名为第一初级中学、第二初级中学、第三初级中学，据说还要修第四、第五......初级中学，相较于原先的校名，不但没有了历史的传承，更没有了文化的内涵——因为原先的每一个校名，都有一个历史的故事，而新校名，则把传承的历史故事完全弄丢了。
我国的学校历来重视校名的命名工作，不论是鲁迅启蒙时的三味书屋（三味是以三种味道来形象地比喻读诗书、诸子百家等古籍的滋味。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还者是陶行知把“小庄”改为“晓庄”，并把自己创办的学校取名“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寓意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如日出破晓），以及今天上海的复旦中学（校名来自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句）等，校名就具有深刻的文化含义，值得学习借鉴。
今天，我国教育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单纯以数字命名学校名称，不仅同中国丰富多彩、寓意深刻的传统文化不相匹配，也影响学校教书育人的品牌效应。因此，改革中小学校命名形式很有必要。此次王蕾委员在北京政协会上提出议案，希望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并因此而推动全国中小学校名命名的进一步规范。
首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下放学校的命名权。把学校命名的权力交给学校，让学校的教职工集思广益，给自己的学校取一个既符合规范而又寓意深刻的校名。其次，学校命名要充满文化内涵。学校名称的文化内涵不仅要通过文字的特征表现出来，还要通过校训、校风、校歌等多种表达形式，把校名的文化内涵体现出来。
再次，对学校的校名的更改，要现实与传统兼顾。对已经形成了品牌效应的学校，即使是数字命名，也不要轻易改动，如重庆一中、南京一中等；对有些数字有歧义校名，如119中学、120中学、110中学等，则应立即更名，以更有文化内涵的校名代替有歧义的数字校名；对有些历史悠久、原有校名寓意深刻的学校，则应恢复原有校名，如重庆第三中学，恢复为原校名南开中学；重庆第二十中学，恢复为重庆育才中学；重庆第四十一中学，恢复为重庆巴蜀中学，则就是通过恢复原校名，挖掘出了学校深厚的文化内涵，值得总结借鉴。
总之，学校的命名，看似一个小问题，实则关系到规范管理、文化传承、品牌塑造、文化建设、地域习惯等多方面的问题，以多种形式为学校取一个好名，确实很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