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十年，用人单位的第一学历偏好越来越明显。这种偏好也引发了人们的教育焦虑，追求“弯道超车”，疯狂培养“牛娃”“鸡娃”，为教育评价机制改革制造了极大的障碍。
一些用人单位将第一学历毕业院校作为筛选门槛，限制第一学历为普通院校的毕业生应聘求职，导致普通高校毕业生与重点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差距拉大，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焦虑。从用人单位的角度看，将第一学历毕业院校是否为“985”“211”作为筛选条件，提高了筛选效率，是一种省时省力的做法。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学历为“985”“211”或“双一流”高校的毕业生向劳动力市场发送了个体价值的信号——在用人单位看来，“985”“211”或“双一流”高校的毕业生是经过高考筛选的优秀人才，更能创造出价值，更容易成长为企业的中坚力量。这样的招聘甄选方式可能会漏掉普通院校中的佼佼者，但其所节省的招聘成本可以弥补遗漏优秀人才的损失。
在这样的筛选机制下，教育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分层的角色。为了考入“985”“211”或“双一流”名校，家长都尽其所能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教育焦虑也由此而生，在此驱使下，家长的教育理念也发生了偏移——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让孩子考各种证书，以实现“弯道超车”，导致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减负一直在空转。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教育是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动力。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如果还让教育扮演社会分层的功能，就会出现教育浪费、人才浪费等问题，刺激内卷化竞争——学生不得不读硕、读博，以成为所谓的高层次人才。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必须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的人才选用机制，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解决社会用人过分注重高学历、高文凭甚至非名校、海归不要的问题。
选人用人政策可以倒逼组织人社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形成以品行能力选人、依岗位需求取人、凭实绩贡献用人的导向和环境，从而让教育回归本义。当前，亟需建立纠正用人单位第一学历偏好的奖惩机制，改变用人单位盲目追求人才“高消费”的选人用人现状。先保证程序公平公正，然后实现实质的公平公正，才能改变将教育视为社会分层的唯一渠道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