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温伯格先生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这么描述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知识的方法：“将我们获取知识的最古老、最基本的策略予以改变的——是对于知识的链接，是网络化。不再如以往那样，通过做减法，将知识简化到图书馆或者科学期刊上来获取它；我们现在是通过做加法——将任何一种想法，它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放置在巨大的、松散链接的网络之中，来获取知识。这就意味着，知识已经不再同于以往了。科学界不同了，商界不同了，教育界不同了，政界不同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同了。”中国的其他方面更是如此，甚至不同得更快，唯独教育较慢。主流教育依然在“做着减法”传授知识，基础教育尤其如此。
我们早在本世纪初新课改伊始时，就自上而下灌输着“教书是用教科书教”的观念，直到今天依旧如此。以初中语文教科书为例，一册29课书被编辑过滤为差不多各占一半的精读与略读，教师在上课时往往只讲精读课文，接着又根据考纲要求，重点传授应考知识点，重点训练应考技巧，最后用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百分制的数字标志检验教学效度。用最精简的话说，就是“考”与“分”两个字代表着传授知识、学习知识了，甚至代表着基础教育了。
新课改以来，我们有了生活关联课、知识拓展课、师生互动课及各种活动课，但主要限于公开课上的表演；我们有了多媒体课，但不过是延长了粉笔、扩张了黑板而已，它远远没有上升成师生融入网络的有机环节；我们的考试中增加了自由发挥的主观题型，但不管怎么发挥，个别的导向、个人的力量依然撼不动以考试为主导的减法教育体系，甚至连教师主宰的减法授课体系都撼动不了。
据说美国学校上美术课时，学生是根据黑板上的主题自由作画，谁发挥得最个性、最新颖，便最成功；中国学生则是全班模仿挂在黑板上的一幅范画，谁模仿得越像，谁便越成功。据说美国学校上文学欣赏课时，师生围坐一堆，人人对作品都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提些自己的问题，便大功告成了；中国的阅读课，则往往只有教师的细讲精解、学生的聆听记录。我原创了“灵感阅读教学法”，主要按照学生的阅读灵感构建上课体系，师生、生生多向互动，但当我想推广时，得到的关心却是“专家认可么”“考试分数如何”。
对此，我虽谈不上哑口无言，但常常促发我的反思：我们如果依然囿于这样层层过滤的减法知识传授、减法教育，精是精了，但能够全面适应知识爆炸的时代么？能够适应个性张扬的学生么？能够适应戴维·温伯格先生所说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信息超载”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