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拿各国的阅读情况进行统计比较时，我国的数字就令人汗颜。与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太不相称。这一阅读现状与中国人历来的阅读观念有关。
从中国人的读书传统上来说，排除掉功利性的“读而优则仕”的读书行为，即不包括为升学、升职等各种考试而读的书，纯粹从精神需求而自发地读书上来说，很多人是缺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我国历代的鸿儒，多是读古代典籍，其中文史类偏多，科学类较少，多成为文学家。当然，这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与所读之书的范围类别也不无关系。“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这样丰富的“读”，拿到中国也就一句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样的读书，追求的仍然是治平之用。
与强调“读”这一精神活动不同，很多人看重的是书所承载的物质利益，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中国历代读书人对读书的心理期待。很多人读书是往后看，“求古仁人之心”，向先贤看齐，很少有借助阅读探索人类发展的真知，看到人类未来的走向。
从追求个人精神完善方面来说，一些人读书，更多的不是追求思想的丰富和深刻，而是想达到个人“情理”的完整性，所谓知书达理，看重的是书中所讲的为人处事的道理。而道理并不完全是指思维的逻辑性，而是某种特定的情境下，能够说得通的、合乎人情世故的“理”，这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与人们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所达到的圆融境界。他们好像并不注重从读书中获得睿智的头脑，即思维的严密，而更看重人在与自然、与社会的相处中，获得智慧通达，即情理的和谐。“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是从自然中获得启发，是一种空灵的禅意；寒窗苦读，无论悬梁刺股，还是囊萤映雪，这样的读书，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不及前者的意境更令人向往。
设想，18世纪中叶，一个聪颖好学的青年，如果在德国，那么他会进入大学，学习数学、自然科学、神学、哲学、古典文学，最后他产生了个人的思想观点，有了哲学论著，他有可能成为康德（1724-1804）；而在中国，同一时期，他进私塾，读四书五经，也读诗词歌赋，经过层层选拔，最后进入最高统治者的视野，与天下英雄一道，“尽入彀中”，他有可能成为纪昀（1724-1805）。
一个成为哲学家，为整个人类思想的进步做出贡献，他的著作成为人类进步的又一个台阶；一个借助读书步入社会上层，成了官场人物，继续写诗吟对，在皇帝的授意下编写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仍然是对历代知识文化的编辑整理，属于“向后看”的范畴。
我国传统的读书观念，注重其实用价值胜于精神价值。而今天，这个社会具备了必要的条件来发展完善一个人的精神。如果我们满怀希望地向前看，清楚自己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位置和使命，不想被这个世界抛弃，不想被沦为思想上的侏儒，那么，我们必须开始真正的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