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我的教育研究对象主要是校长和教师们。我发现，越是难以推动改革的薄弱地区和薄弱学校，或者是离终结性考试越近的高中和初中，人们自卸责任的意识越浓。校长不作为、教师积极性难以调动、留守儿童或者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比例过高、教材不好用、家长过于功利、分数压倒一切，等等，都是人们自卸责任时说得最多的理由。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这些理由，那就是“我们都是受害者”。
我们每一个个体——不管是校长、教师还是家长，该以何种心态对待并不完美的教育现实呢？理想的教育情境，需要良好的体制和机制，充足的经费，美好的教学环境，既注重公平又强调因材施教、专业素养和师德均高的教师，认真好学的学生，重视并支持教育的社区，既宽容又用心的家长……这样理想的情境，何时才会到来呢？在这样的情境到来之前，我们做什么呢？难道在自我重复中等待救世主的出现吗？
格雷戈·伊斯特布鲁克在其著作《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一书中指出：“‘我们都是受害者’的实质，其实只是人们缺乏正视自己心灵的勇气。”当前，在学校越来越成为改革的主体之际，我们至少可以问自己以下这些问题：
我们的学科教学困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记忆型的教学方式难道不会严重影响应试能力吗？应试在多大程度上算是借口？很少进行专业性阅读的教师（比如从来没有真正阅读过像样的教育专著，没有长期跟踪浏览至少一份国内较高水平的学科教学类专业杂志）如何促进个人的专业发展呢？几乎每所学校每周都在教师繁忙的日常工作中嵌入了学科教研时间，但是，除非伴之以真正的学习研究并聚焦问题，否则，校本教研只会沦为大家坐在一起随意谈论的话题。在教师不学习、不研究的状态下强调认真工作，教与学的质量难以保证。
某些学校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成为当地的名校，但是，这些名校怎样才能成为全国名校呢？难道仅仅凭应试成绩吗？仅凭精细化管理吗？仅凭爱吗？如果对未来社会发展没有理性思考，没有为学生终身发展而教育的情怀和能力，怎么成为真正的名校？
如果说学生是教师和学校的作品，那么，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自己的作品？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经说过：“永远不要怀疑：那一小部分有思想并且执着努力的公民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事实上，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这样。”追求教育的理想需要站立在坚实的土地上，解构并重构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教育变革的力量。
在深入学校进行田野研究的过程中，我有幸遇到过很多在自己的教室里、学校里进行微型变革的教师和校长。他们成功地辨认出可以自由创造的空间，着力于自我解放、自我突破和自我能力的提升，坚定地改进教育。很多教师彼此激励，成为了站在改革前排的人。
山东省临沂第二十中学就是一所鼓励每一位教师都成为变革力量的学校。这所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模式，没有统一的导学案和小组合作，学校鼓励每一位教师去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教学模式。姜怀顺校长认为，教育发展改革自有其内在逻辑，并不会因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彻底改变。他说：“有用的模式，只会而且只能从学校内部、从教师身上‘生长’起来”。在这种理念下，有的教师重组教材，有的教师带领学生大量阅读，有的教师以鼓励学生动手探究为主……
没有统一的教学模式，学校靠什么来引导教师呢？他们靠的是三个词：“价值引领、个性关怀、理性自由”。早在2012年春天，他们就出台了“临沂第二十中学教学十条”，对教师的个性化课堂教学进行价值引领。他们提出：课堂教学要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从教学走向教育；习惯养成要一以贯之；作业必须为学生的成长提供真切的服务；坚持考试课程化；生命有他自己的成长规律……姜怀顺校长鼓励老师不要做只关注技巧、在细节上精益求精的“小老师”，而要做“大老师”，做一个站在制高点上引领学生走向一个更加广阔、丰厚天地的老师。临沂二十中的老师拥有“绝对自由”：改变教学进度的权力，删减整合教材的权力，建设自己知识产权的案例集和教辅资料的权力，在适当的教育时机选择自己教育空间的权力，在必要的保障之下选择让学校服务的权力……就是因为有了“个性”和“自由”，这所学校才涌现出诸如刘建宇、高金德等独树一帜的老师。
当然，成为站在变革前排的人并不容易。其中最难的，恐怕就是我们如何突破已经成为自我一部分的各类习惯以及建构起新的能力。杜威曾经这样论述生活环境对人的深刻影响：“个人生存的特定的生活条件，引导他看到和感觉到一件东西，而不是另一件东西；它引导他制定一定的计划以便和别人成功地共同行动；他强化某些信仰而弱化另一些信仰作为赢得他人赞同的一个条件。所以，生活环境在他身上逐渐产生某种行为的系统，某种行动的倾向。”从这个维度看，最有效的领导，就是营造出能够激励人们勇于质疑现实、勇于自我转变的文化氛围。
威廉·派纳曾经指出：“行为之源的转变意味着行为本身的改变。于是实践就被改变了。”这个“行为之源”，就是每一个教育人变革的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