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四川大学教师周鼎的“自白书”近日在网上火了。周鼎表示，一直以为教师最重要的工作是上好课，但如今教学似乎成了副业，这让他非常失望。该校不少学生在网上表达了惋惜，因为公选课时周鼎的课曾几近挤爆选课系统。（12月24日《南方都市报》）
虽然周鼎老师表示此举系“酒后吐真言”，“自白书”却让我们看到一位教育从业者的爱与痛。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一位潜心教书育人的大学教师，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激励和认同，反而在教育资源分配格局和社会评价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比较差异下的心理落差，进一步加剧了相对剥夺感；“教书成副业”的挫败感和失落感，让一位热爱教书育人的老师选择了退出公选课。
一没有科研经费，二没有职称，周鼎老师成为教师群体里的非主流。在高校现行的考评体系中，科研实行量化管理，教学缺乏相应的考核和评价，从而导致科研成为“自留地”，教学成为“公家地”。一些教师千方百计地申报课题、拿项目，名利双收；一些教师在教书育人上费尽心血，却长期坐在“冷板凳”上——生存生态的鲜明反差，自然会让高校教师在“生存理性”的驱使下，遵循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是一种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最低道德保障”。虽然底线有着相对稳定的容量，但在时下的社会生活中，这样的底线经常被突破，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当高校教师不再安心或者不再甘心教书育人，我们不得不对高校现行的考评体系和激励制度进行叩问和反思。
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不同高校之间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教学质量难以进行比较，科研成果却可以进行量化评比，于是，科研成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科研压力犹如一个“紧箍咒”，裹挟了大学老师太多的喜怒哀乐；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少大学老师身不由己地裹挟在申报课题—发表论文—财务报账的流水线上。在浮躁和功利的搅动下，学术造假、科研腐败等失范现象层出不穷，损伤了高等教育的社会认同。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将大学老师看成一个同质性的整体，却忽视不同的大学老师在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兴趣偏好等方面的差异。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学，既要有一些热心科研的大学老师，也需要有一些潜心教学的老师——“重科研轻教学”的考评体系之下，那些深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难以完成科研任务，难以在职称评定、发展晋升、薪酬待遇上得到肯定，应该去哪里安放自己的教育梦想？
“教书成副业”的最大隐忧，不是大学老师的身份错位和角色迷失，而是由此带来的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和人才培养水平降低。当“教书成副业”得不到有效的制度纠偏，劳心劳力的“周鼎们”就可能会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心灰意冷甚至选择回避和逃离。如果要给予“周鼎们”更多的希望和光亮，就必须从扭转教学科研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开始。
早在2012年4月，教育部就出台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指明了方向——加强教师遴选，改革考评机制，创新激励制度，激励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教书育人。因此，杜绝“教学成副业”并不缺乏制度设计，而是已有的规则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只有健全社会规范的实施操作系统，让制度发挥应有的效力，教书育人才会真正实现价值排序的归位。
（原载12月26日中国教育报评论版，标题为“敬畏教师‘自白书’里的爱与痛”，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