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妮特·拉鲁的代表作《不平等的童年》，探讨了父母的社会地位对孩子人生经历的影响，并标识出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对家庭教育方式无形且强有力的影响。这对我们看待和反思家庭方式很有指导意义。
美国文化通常把社会的组成看作个体的集合，所以人们对社会阶级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一些人认为，机会的不同可以追溯到每个人对成功的渴望、拥有的天赋和勤勉努力的程度。一些人认为，家长在受教育程度、职业声望、收入及教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仅视为社会内部差异的渐变等级。作者则向两种观点提出挑战，在她看来，社会并不能完全视作个体的集合，她强调“社会地位的力量不可忽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在塑造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位置”“家长的社会地位系统地影响着孩子的人生经历和取得的成果”。
在作者看来，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会给孩子的常规生活带来了差异。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一般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主要对孩子的天赋、见地和技能进行积极培养和评估，包括安排各种活动、给孩子讲道理、鼓励孩子参与社会事务等。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奉行的是自然成长，主要给孩子提供基本的抚养条件，孩子的发展自然展开。在作者看来，一般情况下，协作培养更容易让孩子产生优越感，自然成长则更多让孩子产生局促感。该书通过大量的家庭观察实例，从多个维度尽可能地呈现两种教育模式的“偏”“正”和“利”“弊”。
从社会机构来看，两种教育模式与家庭所在的组织机构息息相关。作者首先构想，作为个体的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开展生活，扮演、演绎自我，如果不以其所在的机构作为参考，就无法了解一个人作为个体的生活。作者认为，组织机构之间互动的机会不是随意的：“有社会精英背景的家庭倾向于参与到为社会精英服务的组织机构里，贫困家庭则倾向于参与到为穷人服务的组织机构里”；“孩子们也会在一个宽泛而分层社会系统里长大”。当然，所有的家庭也共有一些经历，比如已经确立的职业惯例和教育系统制定的标准，会很大程度上保持学校教育的一致性。家长们都会为培养孩子做出努力，但不同的社会机构、不同家庭的日常生活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成长步调和节奏。
从日常生活的组织来看，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紧张而忙乱：“要在多种不同的活动之间奔忙”；“有一个或几个以上孩子的家长更是经常要同时安排调整每个孩子的活动，减少时间的冲突”；“在日常生活的组织安排上，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各种活动被视作很重要的事”。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日常生活组织安排则更加闲散，“生活的节奏会变得缓慢”，“很少参加有组织的活动但却能同亲戚邻居家的小孩一起创造出更多自娱自乐的方法”，“孩子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之间的界限会更加明显”。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不同，结果也不同：协作培养给予了孩子们更多在学校无法获得的东西，不仅学到重要的生活技能，还有可能在未来的求职和工作中占据更多先机，自然成长的孩子因为没有受到过特殊的照顾和培养，面临更大的世界时，会产生局促感；协作培养中的孩子会出现“只会听大人的话”“并不完全喜欢所参与的活动”“因活动过多而疲于奔命”等问题，自然成长模式下的孩子则“基本不会感到活动无聊”，“会拥有更多的创造性、自发性、快乐和积极性。”
从语言的运用来看，两种教育模式的差异更为显著。协作培养模式的家庭甚至会为了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使用语言。比如，会因为愉悦感而喜欢语言，会形成讨论词语众多含义的氛围，会将语言作为管教孩子的重要方式。自然成长模式的家庭更注重语言的实用性，家长习惯于使用指令性的语言，而不是进行大量的磋商。二者的差异在于，协作培养常常导致大量的谈判磋商、讨价还价、据理力争和牢骚抱怨，但也会让孩子获得巨大的词汇量和娴熟的语言交流能力，尤其是在与陌生人的交谈和合作中会应对自如，对时间的管理也会游刃有余；自然成长模式下的孩子会对成年人抱有尊敬态度，和家人之间有深深的亲情，也能够在同伴面前轻松自如，在创造游戏和安排自己的时间方面足智多谋，但在走向社会机构的过程中，因为没有提问和深究的经验，局促感也会显现无疑。
从家庭和教育机构来看，两种教育模式的差异也较为明显。协作培养模式的家庭倾向于干涉主义，家长会果断自信地对一些状况进行干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教会了孩子“不因拒绝就轻易放弃”，也教会了孩子如何给组织机构中掌权的人施加压力，以督促他们照顾到自己的需求。相比之下，自然成长模式的家庭则显得式微许多，家长往往更期待教育工作者承担社会责任，“大多都比较尊重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对学校工作人员一般都比较恭顺而不是苛求”。从结果来看，协作培养可以很好地起到对组织机构的监督作用，但如果操作不当，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自然成长模式则会导致家校联系断层，甚至会因为沟通缺乏导致信任感降低。
显然，协作培养和自然成长两种教育模式各有所长，加之社会资源和家庭环境的复杂性，很难归出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教育模式。但作者也在思考，尝试给出一个解释性或者方向性的建议。作者认为，协作培养模式需要“放缓速度”，对于负担过重、疲惫不堪的家长来说，“减少安排活动的数量，增加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要优先考虑家庭活动而不是课外活动，并在总体上把群体需要放在个人需要之上”。自然成长模式则需要“遵从权威标准”，“在组织机构的场景中为孩子获取更多优势”，“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增加词汇量”，“防止出现‘暑假退步’”，等等。这些建议对我们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那就是在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同时，要掌握好教育的节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