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CEO 比美国 CEO 更相信数据
普华永道在 2016 年对来自全球的公司 CEO 进行了一次调查,询问他们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对数据和分析工具的应用情况,比方说,在决策时更依赖数据还是非数据的其他东西,比如经验和判断力。
结果可能会让不少人吃惊:中国公司 CEO 在决策时对数据依赖程度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了 14%,是所有受调查国家和地区最高水平。排在中国后面的是比平均水平高 6% 的韩国、2% 的德国和荷兰;在西方国家,公司 CEO 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而不是数据。比如在美国和英国,CEO 对人的判断力依赖程度比全球平均水平高 2%,日本 12%。最不喜欢借助数据做决策的 CEO 们来自“落后”的欧洲,比全球平均水平高 14%。
听上去中国公司 CEO 的决策制定很科学,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大数据公司 TalkingData 发现,中国 CEO 对自己公司的数据自信程度只有 32%,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65%。
TalkingData 首席战略官威廉·普拉默在PingWest品玩于旧金山举办的 SYNC 2016 SF 科技峰会上分析了上述情况的根结所在。他认为中国 IT 行业基础好,近两年移动互联网和高新科技业发展极快,但数据科学在科技行业的普及程度还不够高。中国公司对 CRM 数据的管理相对比较粗放,收集之后分析加工的能力有限,很难有效地辅佐决策的制定。
但是,一旦正确应用了数据分析技术,企业能获得的发展增力就是巨大的。普拉默展示了上海迪斯尼乐园在使用 TalkingData 的工具后获得的数据分析结果。
普拉默展示了上海迪斯尼乐园在使用 TalkingData 的工具后获得的数据洞察力。
比如,上海迪斯尼乐园使用参观者的移动设备位置数据和资料信息发现,参观人数从试开园的最后一周才开始暴增。绝大多数参观者年龄在 26-35 岁之间,属于中产阶级有一定消费能力(开车前来参观者居多,使用 iPhone 者比例高达 6 成),而且其中已婚者比例强势碾压单身狗。这些数据在上海迪斯尼进行营销和园区管理上的决策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下图)
另外普拉默还指出,中国的互联网行业错过了 PC 时代,但在移动互联网上爆发力却显著高于美国。在中国,移动端设备占联网设备当中的统治地位,微信和支付宝成为了人手必备的应用,基于移动和移动支付的多种服务层出不穷,每天都在产生比美国多得多的数据——考虑到人口和经济增速,这些数据的潜力也比美国更大。
可以说,中国 CEO 面对着一座比美国 CEO 更大的数据金山,却缺乏挖掘它的能力。这也是前述普华永道调查中显示中国 CEO 对数据更青睐的原因。中国 CEO 有着巨量的数据已经有了相信和依赖数据的观念,但急需先进的数据科学管理工具和方法论。
分析机构 Forrester 的数据显示中国 IT 业产值达到 1470 亿美元,仅为美国的 15%,但年增幅却有 8%,超过美国一倍。 据麦肯锡预计,信息数据化将在 2025 年为中国带来 10 万亿元产值增加。政府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当中也提到要发展大数据技术。
普拉默认为,中国大数据市场仍有很大空间。不像微信之于社交,淘宝天猫之于电商以及搜索,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都还没有应用于大数据领域的杀手级产品,大数据公司还有足够长的时间能够发展壮大。中国很适合海外大数据公司发展,因为巨头和其他大、中型科技公司,以及投资机构都在紧盯优秀的大数据公司去收购或是投资;在和硅谷顶级风投 Battery Ventures 合伙人达米什·萨科对话时,普拉默指出,大数据公司在中国有市场前景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小公司内部缺乏能够独立使用数据驱动业务的人或部门。
但他也表示,在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司里,无论有没有一个专设的“首席数据官”,都要有人肩负起收集、分析数据,将其用于决策的高级管理人,由他来驱动人工决策向数据辅佐的转变。“在中国,很多(管理方式和商业工具)的采用都是由上至下的,将大数据也是同理。”
TalkingData 发现,中美大数据市场已经开始呈现不同的发展路线:在美国,CRM 服务公司很早就开始向客户提供类似的数据洞察服务,大数据市场按照行业和业务逻辑细分化,每一个点上都有很强的数据分析技术,但需要使用者整合,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效;在中国,大数据近年才开始流行,使用者有很强的结果导向需求,大数据服务的提供者必须从第一天开始就能证明自己可以为使用者带来商业价值。这也是 TalkingData 的优势所在。
想知道中美企业对大数据的利用还有哪些差异?赶紧看看普拉默在 SYNC 2016 SF 现场的演讲,以及他与 Battery Ventures 合伙人圆桌讨论的视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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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CEO的债务问题这是审视 90 年代泡沫的历史意义的一个新视角: 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 最近宣布,前任首席执行官伯纳德•埃伯斯(Bernard Ebbers)欠公司 4.
8 亿美元。在此之前,显然从来没有哪一个董事会会借给董事长这麽多的现金,而这笔资金来自于他们应该依法加以保护的公司保险箱。埃伯斯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他的大部分资产是世界通信公司的股票,这些股票的价格叁年来下跌了 97%,将他所持有的股票价值减少至不足 2,
万美元。他和公司达成了一个五年偿还债务的协议, 尽管没人说明埃伯斯在 2007 年将从哪里搞到 2 亿美元。所以现在公司资产包括一位前雇员 4.
8 亿美元的应收帐款,而在明年春天之前他甚至不会开始还这笔钱。这种事以前有过吗?
在过去几年里股票市场可能已变得低迷,但有些事情却在膨胀: 诈骗,破产,股东诉讼,反控,被控犯罪,当然,还有个人债务危机。埃伯斯好像创了从老板那里借钱数额的最高记录,但是里加斯(Rigas)家族甚至发展到典当。作为有线电视经营商阿德尔菲通讯公司(Adelphia Communications)的创始者和主要股东,他们用阿德尔菲公司作为抵押,从银行至少借贷了 23 亿美元。他们将大部分资金投资在阿德尔菲的股票上,而这一股票的价格叁年来下跌了 99%。
埃伯斯、里加斯家族和其他欠债大王[如 Conseco 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史蒂芬•希尔伯特(Stephen Hilbert)]可以拜另一个此中高手为师,这个人便是独一无二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绝对不是开玩笑。虽然许多人已经忘记,但是在 11 年前,特朗普的个人净资产是负九亿美元。房地产开发商的行为经常超出自己的能力,这一点似乎已成规律。而特朗普,像往常一样,总是要胜人一筹: 他背负着 9.6 亿美元个人担保的债务。而且就像肖恩•塔利 (Shawn Tully)在《财富》中报道的那样,他最终逃出了债务陷阱,这显然是别人不曾做到的壮举。
他是怎麽做的呢? 他彻底理解了一个着名的公理: 如果你欠银行 100 万美元而你无力偿还,那麽你便陷入了麻烦,但是如果你欠银行 10 亿美元而你无力偿还,银行便陷入了麻烦。当特朗普的首席财务官收到特朗普的游艇特朗普公主号(Trump Princess)(当然是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买来的)每季度 80 万美元的保险帐单时,证明他的这一策略的时刻来到了。他将这条船的帐单寄到波士顿银行(Bank of Boston),并附上一张字条:如果特朗普公主号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沉没,银行将失去保证归还那笔贷款的抵押品。于是银行支付了帐单。
同样特朗普也使他主要的房地产借贷者确信,如果他有了麻烦,他们也跑不掉。他们可以接管他的大西洋城赌场(Atlantic City casinos),但那将给银行留下两种令人不快的选择: 以大大低于贷款额的价格卖掉赌场,或者经营这些赌场(委婉地说,这将迫使银行家们不得不和与他们截然不同的人打交道)。因此银行减少了特朗普的债务,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这样,特朗普便有了更多的喘息时间改善赌场的财政状况,并继而迈出了他大胆的偿还债务的决定性的一步: 上市并卖出了价值 15 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因此,实际上帮助特朗普摆脱困境的不是银行,而是我们的退休基金和共同基金,是你和我。
这正是大师的做法。今天这些债务缠身的首席执行官们是否可以仿效呢? 也许。但这里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特朗普是从银行借贷,而现在这些欠雇人大多数是欠雇主的钱。而顾主会将此一笔勾销,豁免这些贷款──别认为这不可能。凯玛特(Kmart)最近豁免了前首席执行官及其他前高级主管拖欠的数百万美元的贷款,正是这些人把公司管理得破了产。
如果再有类似这样错误的仁慈都将是真正的憾事。包括埃伯斯,里加斯和其他背负巨额债务的首席执行官在内的这些主管,在他们当初借钱的时候,公司和大声喝彩的华尔街分析师称赞他们是有才能的经理人。现在既然砝码已经掷下,为什麽要剥夺他们扭亏为盈、恢复名誉的机会呢? 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强硬的爱”。这些人当然──肯定地、明显地、而且迫切地──需要得到机会来显示他们是多麽伟大的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