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咨询行业发展今天，很多同仁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工具，无论是综合管理咨询还是细分以后所谓的专业咨询，如，人力资源，文化，绩效等，我们发现一个现实是，有思想倡导和能落地者，咨询绩效卓越，未有咨询思想，或不能形成以主营思想条件下，没有更丰富的咨询落地辅导思想，其咨询效果即使十分努力，结果也枉然。这几年为企业做顾问，深有体会，企业引进咨询前，它本身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惯性思维，通过诊断，我们发现大多数是不合时宜，与发展背道而驰的，也阻碍了企业的快速发展，这对于顾问来说，怎么解决，如何解决的问题，或者说能不能解决的问题;虽说，关于此直接得到本企业老总绝对支持，这是继续的先决条件;其次还需要顾问们如何让大家接受，一定程度上，起码觉得你能给他带来好处，带来希望和发展平台，是绝大多数，尤其是中小企业，只要有效激活大家的热情，前期的效果就出来了，这对于咨询顾问公司来讲，也是考验顾问能不能去主导和落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我们自己操作思想总结，发现，首先我们需要让大家重新认识企业发展规划，让大家知道公司之所以有此举措，是因为公司有了新的发展思路，在原基础上，很多方面决心改善，而我们就是来做这些平衡工作的，再通过有针对性的企业愿景和个人人生发展这样的一些培训和激励，激活组织，在原基础上完善制度，逐渐从“形象、行为、思想”几个角度改善企业的现状，再通过“物质、精神和环境平衡”让企业发展产出平衡。当然，整个过程中，都需要抓主要骨干，由上至下，让整个组织动起来，必要时候对于个别阻碍企业发展的绊脚石也要无情的拿掉，最主要还在于你能不能够让有利益整个环境的思想，在企业里落地生根，这个是最重要的。大多数中小企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尽头，需要改革，需要从根本上转换大家以往的经营思想和操作方法，这就要求顾问需要从源头上，从老总身上下功夫，然后从制度上加大执行力度，以奖惩上落实，前提还在于，做通政治思想工作，才可能真正的做到位。
所以可以看出，只有争鸣才能激发出活力，才能把大家的思路打开。如果紧闭自己的思想，眼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这样的所谓“专家、顾问”又是多么的可笑与浮浅。很多咨询公司大都宣扬自己的咨询模型、诊断模型，但请问麦肯锡有没有自己的咨询模型，有没有说自己有独到的诊断模型？其实所谓的模型，一旦成为模型，本身也就失去了价值了，因为既然大家都可以复制、拷贝，那还有什么价值？与很多“专家”和咨询公司的做法不一样，笔者和远创公司一直坚持做一个开放型的咨询公司，我们有什么新的观点、理论，一定会见诸报端，一定会与同行分享，我们自己创办的《远创管理评论》，就是以自己的独到视角，来与企业异同寻求发展之道，我们也许说的不对，但如果能引起争鸣，也是值得的；也许我们会遭遇很多剽窃，也许因此泄漏了我们的许多研究和咨询成果，但我们仍然会坚持自己的做法，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读者最主要的是企业而非咨询公司，我们多阐述自己的观点，才能让企业更多地来了解企业文化和管理咨询，我们要做负责任的顾问和咨询公司。看到有些人竟然批判“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管理理念，实在让人有些匪夷所思。难道企业文化建设要脱离“人性的本质”吗，难道企业文化要脱离“德行操守”吗，难道非要以批判别人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吗？企业老总的思想，往往比较务虚一些，但领导与管理是不一样的，领导讲求的是艺术和魅力，管理讲求的是方法和策略，所以好的领导一定要注重自己思想层面的修炼，一定要能够博采众家，能够吸收很多经典的管理思想。这对咨询顾问的要求就非常的高，你不懂儒家、道家，你如何去跟老总论道，你如何去把老总的思想提炼和升华？企业文化得不到老总认可，又如何能够推广和执行？可以想见，如果连这样的认识都没有，还妄称自己学识渊博，实在是非常可笑。
世界是存在着一种最为丰富多彩、繁荣且雅致的文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从中国文化中所找到的，一是消灭贵族制度的依据，二是无神论，三是理性。这三点在启蒙运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等人，都曾以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官文化为依据，批判法国及欧洲的贵族领土制。经济学上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甚至写出一部专著《中国的专制制度》，将中国的集权官僚制称为是符合自然规则的，是自然秩序的体现，并由此而论证他反对贵族政治的主张。欧洲的思想家们从中国官僚制度中所发现的，首先就是他们所期望的统一与平等，他们并不顾官僚制在中国的局限与弊端，而是以这个遥远的，但又是所有欧洲人都无可置疑的伟大、富强的中国，来说明自己变革主张的合理性。思想家们甚至将他们从中国儒学和官文化中所受的启发，逐步演化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法国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和公民宣言》第一条就这样宣称：在他们的权力方面，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对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来说，他们从中国文化中受到的一个更大的启示和鼓舞，就是无神论。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上帝无所不在。然而那些奉命去中国传教的人，却惊异的发现，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上帝，他们甚至不信神。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反对上帝的充分论据！在中国，这个治理完善并且具有所有美德的社会，其统治集团，文人学士，都是无神论者。伏尔泰确信在中国两千余年中保持着一种纯粹的宗教，就是人自身的道德，教人以德，使之遵循普遍的理性以建立和平幸福的社会，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他发出感慨：我们不能像中国一样，真是大不幸！霍尔巴赫进一步强调，中国唯一的宗教就是德，而且将政治的根本与道德相结合。有欧洲孔子之称的魁奈，去世之时，他的大弟子米拉波这样歌颂他：孔子的整个教义，在于恢复人受之于天，而为无知和私欲所掩蔽的本性的光辉和美丽。
不害不悖就能互补、双赢地创造优美境界。相害相悖地不断斗争，就只能两败俱伤，百害而无一利。总之，并育并行、不害不悖是“和合创新”思维的精髓。只有以和合思维为指导，才能深刻地理解并自觉地运用“和而不同”。如果我们仍然固守“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和而不同”的真正含义，更不要指望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具体工作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集团中的吸纳式文化整合与渗透式文化整合就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产物。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一”对“多”的统摄作用，“一”包含“多”并重要于“多”，“一”是追求的目标，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化“多”为“一”，实现这一目标。受这种思维的严重影响，我们在文化整合中往往更重视“同一”、“统一”，完全忽视了成员企业的文化多样性。“和”意味着承认差异，肯定不同事物之间并育并行、不害不悖的关系。集团公司在整合集团内的企业文化时，要充分肯定各个成员企业的优秀文化与特色文化。同时，应在吸收各个成员企业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与普适性的文化纲要或文化体系。对于成员企业来说，集团公司的文化纲要或文化体系是企业的文化“宪法”，一切文化建设工作与文化创新活动都不能违背“宪法”的精神。但也决不能以“宪法”本身来代替自己的文化，否则，文化就会失去特色与力量。成员企业文化在遵循集团公司文化纲要或文化体系精神的前提下，要重点突出三个问题：一是企业类型；二是管理风格；三是行业特色。企业文化变革既要弘扬传统优势，又要抓住薄弱环节。二是体现在“互通、互动、互补”方面。集团公司毕竟是集团公司，成员企业毕竟是成员企业，它们既密切相关，又互相区别。相关，表明可以互通、互动、互补；相异，表明应该互通、互动、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