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失败的缘由在于他想以勇力独占天下之利，因而他废除诸多反秦诸侯，用他亲近将领代替。刘邦与之相反，结成了最广大的反项联盟。定鼎天下后，刘邦一方面铲除异姓王，一方面大肆分封诸侯，最后达成政治平衡，以白马盟誓的形式固定下来。那就是“非刘氏不得王，无功者不得侯”。
这其实是刘氏家族与功臣集团共同执掌天下的模式。这种模式遭到了吕后的挑战。她打击功臣集团，分封诸吕。但她死后，诸吕被很快铲平，周勃、陈平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根本在于操持天下权柄的还在于功臣集团。
汉文帝可以说是由功臣集团抬上皇帝宝座的。因而他也最大限度的给予了他们便利。贾谊的《治安策》可以说讲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相互关系，重点强调了以德治国。其实质是用更加柔和的办法对待士大夫集团，颇有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意味。汉文帝无为而治与天下休息的方针，在最大限度上将统治权力下移。他甚至可以允许私铸货币。这就导致了中央控制力的减弱。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酝酿了七国之乱。
汉景帝最初是希望有所作为的，但七国之乱的发生打乱了他的节奏。在他的时代，确立接班人是一个大问题。梁王由于七国之乱中表现优异，实力大增。再有窦太后背后推动，很是让汉景帝担忧的。立刘彻算是一种妥协，关键在于刘彻与阿娇金屋藏娇的故事。没有长公主的势力，刘彻的皇帝位子并不能很稳固。
文景两代为天下打下了基础，但这个基础我们要仔细分析。强的不是老百姓，强的是地方豪族。天下受灾而无人敢淹丞相田蚡的田地以来泄洪，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田蚡、窦婴之间的争斗可见一斑。再加上大侠郭解这样的地方黑恶势力，心怀不满的地方诸侯王，汉朝做大之后的危机还是很深重的。
汉武帝上台，破解政局的办法就是改变国家大政方针。黄老学说和孔孟学说的争论，看起来是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是由谁执掌最高统治权的问题。秦始皇自封为皇帝，但并没有确立国家的统治学说，统治的合法性一直都成问题。叔孙同帮刘邦制定了空庭礼仪，刘邦才觉得做皇帝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儒生的礼仪是一种束缚，约束大臣的。所以，贾谊这些人即使为功臣集团说话，也得不到他们的认可。功臣集团的用人标准就是论资排辈。等到汉武帝确立了儒家的正统之后，也就确立了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此他可以横行天下了。
很多人总结中国的统治术是外儒内法，其实不尽然，但在汉武帝这里是行得通的。儒家学说解决的是一个名分的问题，法家的作用就是打击豪族。从汉景帝开始，皇帝就喜欢任用我们所谓的酷吏。酷吏很能揣摩皇帝的心意，从而有计划的打击不法势力。这样的做法是需要的吗?当然是需要的，否则，天下真成了士大夫的天下，皇帝只成了一个摆设。但最后也是矫枉过正了，以至于公孙贺听说自己当了丞相，呜呼哀哉、如丧考妣。但也是如此，实现了权力的交接。
有哪些人接过了权柄呢?那就是由汉武帝领导的征讨匈奴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新贵们。对付匈奴，人称智囊的晁错是立了功的。他建议屯垦，但不要用南方的迁徙之人，而要用北方边地的本地人。给予边人最大的优惠，让他们建设自己的家园。一旦匈奴入侵，这些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就会奋起抗争。这是一条人民战争路线，在汉朝巨大人力优势下，匈奴是很难吃得消的。
汉武帝的手笔更大，他要建立野战兵团消灭匈奴的有生力量。我认为这决定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命运的。当时匈奴的势力达于极盛，国家建设逐步展开，如果再给他们一代人的时间，他们很有可能对汉朝进行更加猛烈的进攻。汉武帝没有拒绝自己的责任，他用卫青、霍去病追亡逐北，消灭了匈奴主力，也保证了中华帝国的长治久安。这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这才让中华文化同化异族的功效最大化。
在汉匈战争的大背景下，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进行了最大规模的财政改革。盐铁专卖、均输平均政策，扩大了国家的财政来源，使得国家可以不加税的情况下，能够应付规模庞大的对外战争。可以说，汉武帝时代是有国家计划的影子在的，用国家宏观调控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均输政策打击了投机倒把的商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普通百姓的利益。汉武帝死后，这两项政策立刻遭遇了挑战，最后逐渐被废黜。历史也证明，凡是强大的国家，都是以上两种政策执行较好的时代。王莽的改革不成功，也在于他无法打击地方豪族，无法掌控国家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