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牟县志》这样记载：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在中牟官渡(在今县城东北3公里的官渡桥村附近)，以弱胜强，打败袁绍，共击杀袁军8万多人，史称“官渡之战”。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
一、官渡之战的起因
建安元年，曹操把汉献帝挟持到许县，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建安二年(197年)春，袁术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名，进讨袁术并将其消灭。接着又消灭了吕布，利用张杨部内讧取得河内郡。从此曹操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地区，从而与袁绍形成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袁绍的兵力在当时远远胜过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他决心同曹操一决雌雄。
建安三年(198年)，袁绍击败公孙瓒，占有青、幽、冀、并四州之地。
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都，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建安五年正月，双方在官渡(今中牟县官渡桥村)一带展开了长达八九个月的大会战。结果，曹操以区区不到两万人的疲惫之师力克袁绍十万大军，“乘胜席卷，将清河朔”，将北方之地尽收囊中，完成了地区统一。此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二、袁绍的得失
1、不懂因时乘势，错失良机
在权术设计中，应当充分考虑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诸多环境因素，也只有这样，权术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好比百姓深受洪涝之苦，政府乘机启动水利项目，民众自然不会反对。这就叫因时乘势。袁绍的败因，正始于不懂得这一点。
官渡之战前，曹操兵发徐州攻刘备，田丰建议袁绍偷袭许昌(“举军而袭其后”)，这无疑是个非常正确的策略，但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加以拒绝。等曹操回师，奇袭许都的时机已失，袁绍却开始兴师动众讨伐曹操了。田丰通过分析双方兵力部署优劣，认为曹军粮食不足，建议用持久战跟曹操拼消耗，袁绍又不予采纳，还把田丰关了起来。
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曾提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个评价太客气了。诸葛所谓的“人谋”，当指战略、智慧而言。袁绍手下不缺智囊，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田丰、沮授等，都是有名的智士。领导不懂变通，一意孤行，跟神经病似的，可是谋士再多又有何用?焉有不败的道理?
2、轻忽作用目标，输于沟通
权术的作用目标是人，正确的沟通方式是第一位的。
当袁绍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孔融和荀彧之间的一段论辩特别引人注目。
孔融：“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
荀彧曰：“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
孔融：“袁绍士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
荀彧笑曰：“……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纵有百万，何足道哉!”孔融默然。
荀彧原来就是从袁绍阵营投奔过来的，对袁营的情况最了解。其后袁绍阵营发生的一连串内讧，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田丰在大战前因直言忠谏被下狱，最终受逢纪谗言而死;审配在军情紧急之际，将许攸子侄收捕下狱，逼许攸临阵叛逃曹营;郭图用谗言逼走了袁绍手下大将张郃与高览。
实际上，战事相持到十月，曹营已经绝粮，必须向后方的许昌紧急求援。但许攸一反叛，向曹操献计火烧乌巢，整个战局随之翻盘，急转直下。这是官渡之战胜败的关键所在。
袁绍的军事失败，显然是权术的作用目标出错了，人事上出了问题。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性格、喜好、弱点、工作作风等都不尽相同，区别是天上地下的。
因而从组织运作的观点来看，作为领导人在权术的设计使用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每个作用目标的特征和特点，采取合适的沟通方式加以团结捆绑，才能使团队运作不至于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