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到三国时的两件事。一件是曹操不顾众将领的劝阻，率兵出击乌桓，结果大获全胜。班师归来之时，曹操查问当时有那些人不赞成北伐，别人以为他会处罚那些将领，没想到那些将领都得到丰厚的赏赐。另一件事是袁绍失计杀田丰，明明是自己不听田丰之言而吃了大亏，却怕被田丰耻笑，索性送他去见阎王。把这两件事拉扯在一起，目的是要显出两人胸襟之反差：一个对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能团结，一个对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人也不能容忍。
曹操与袁绍的胸襟确是大有差别的。郭嘉在官渡之战前论“十胜十败”，其中就论及两人度量：“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惟才所宜，不闲远近，此度胜也。”然而，若仅以上述两例为证来说明这种反差，表面上看，似乎十分有力，细细斟酌，却是难以服人。
袁绍兵败之后会杀掉田丰，田丰是估计到的。史书这样记载：“或谓田丰曰：‘君必见重矣’。丰曰：‘公貌宽而内忌，不亮吾忠，若胜而喜，犹能赦之;今战败而恚，吾不望生。’”依照田丰的意思，如果实践证明田丰的意见是错的，袁绍反而会宽宥于他，或许还会像曹操那样在班师归来之时给他一点赏赐，以显示自己的姿态与度量。然而，田丰该死就该死在他既然是袁绍的部下，却竟敢比袁绍来得高明，于是，袁绍没有宽容田丰的资格，田丰却有耻笑袁绍的权力，而且这一条神经又特别敏感，即使你没有耻笔，他也感到若有芒刺在背，很不自在，尤其经不起逢纪这类小人挑唆——据史书记载，袁绍兵败之后，曾对逢纪说：“田别驾前谏止吾，吾亦惭之。”逢纪说：“丰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大权在握而又恼羞成怒的袁绍，哪有不杀田丰的道理?
于是我想，如果处在袁绍的境地，曹操也会杀田丰。荀彧和杨修这两个冤魂可以证实这一假设。
荀彧是曹操的股肱之臣，“荀文若之进善，不进不休”，这是曹操称赞他的话，然而，荀彧之死，恰恰是因为他的“进善”。曹操想“进爵国公九锡备物”，荀彧不赞成，说：“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这一番话，连曹操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说得堂堂正正，义正辞严。然而，恼羞成怒，往往就因为被人说中了要害，“操由是不悦”，终使荀彧“饮药而终”。史书说这是“自杀”，在《三国演义》中，荀彧却是被曹操逼死的。我以为，罗贯中的这一笔，倒是揭示了历史的真相。
关于杨修的生平，《三国志》中并无详细的记载，只是在王桀等人的传略中带到一笔。《三国演义》说到杨修之死，归结为他的过分聪明，所谓“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李卓吾评点《三国演义》时说：“凡有聪明而露者，皆足以杀自身也。”倒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摄制者只用了军校的一句话点出了事情的本质：杨主簿早就说汉中之仗不能打。于是乎，杨修之死依然与“退兵”有关：“退兵”就意味着实践证明杨修的意见是正确的，杨修对于“鸡肋”的理解——食之无肉，弃之有味——在曹操看来，就无疑是对他的耻笑。可见曹操杀杨修与袁绍杀田丰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古文苑》中载有曹操给杨修之父杨彪的一封信，说到他杀杨修的原因，最主要的倒是杨修议论大事常与曹操不一心。不一心者，意见相左也。到底是些什么意见，实践证明这些意见是对是错，虽不得其详，但以杨修论事，每每都能一语中的入木三分看，他不会错到哪里去，而且，既然实践证明别人反对自己是错误的曹操可以宽宥，那么，曹操终于不能容忍杨修，十有八九倒是因为杨修是正确的了。
要团结反对自己而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自然也需要有点雅量，要容忍反对自己而被实践证明反对对了的人，却更来得艰难。没有容人之量的袁绍过不了这一关，能够网罗人才的曹操也过不了这一关。郭嘉称善曹操度量的那些话，也要打点折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