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温废掉李唐王朝末代皇帝昭宣帝，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国号梁，史称后梁。从朱温代唐开始，中国社会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北方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暂的朝代；南方也陆续出现前蜀、后蜀、荆南、楚、吴、南唐、吴越、闽、南汉九个政权，加上北方的北汉，共十个政权。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的建国者多是唐代末年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他们能建立政权是因为手中拥有强大兵力。因此在建国以后，为了巩固统治，他们都设法削弱地方实力，强化禁军力量。禁军除了用以捍卫京师和皇宫外，还被派驻各地，藉以牵制和削弱藩镇的实力。朝廷还频繁调动节度使，更换其驻地，以防止他们长期占据一方，形成割据势力。
无奈社会动荡，土地兼并不断加剧，广大民众流离失所，生活日趋贫困，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异常尖锐。五代十国时期各个政权都一改唐朝法律的宽平传统，转而采取重典治乱世政策，科刑普遍加重，既繁杂又残忍。例如：对贼盗行为往往集众决杀，并常常使用决重杖一顿处死等酷刑，甚至以刺字和断足的方式复活了上古时期的肉刑。藩镇割据，军阀当政，司法审判权落入军人之手，司法状况极为黑暗。
各有各的法，各有各的罚
五代十国究竟乱到什么程度？就连《新五代史》每发论必以“呜呼”开端，称“五代之乱极矣”！单就北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而言，五十四年中换了十四个皇帝，分姓八姓，坊间甚至流传“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要有机会，都可以穿龙袍过皇帝瘾。
中原地区的五代政权比较注重立法。
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编定《大梁新定格式律令》103卷。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仿唐朝后期《大中刑律统类》，编定《同光刑律统类》13卷；后又制编《天成格》3卷、《清泰编敕》30卷。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编定《天福杂敕》31卷。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编定《大周续编敕》2卷；显德五年(958年)，又编定《大周刑统》21卷。
十国中的吴国有《格令》，南唐有《升元格》。
五代十国时期立法有个特点，最高统治者针对具体人或事直接发布命令决断，这种命令称为敕，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敕虽然法律效力很高，但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起初并不是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法律。后来皇帝的“敕”越来越多，朝臣将零星发布的散敕加以整理汇编，形成“编敕”，使敕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立法程序。这样皇权就植入立法活动中。
再就是确定“刑统”的法典体例，更便于司法官审案引用。据《旧唐书·宣宗纪》，唐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年)五月，左卫率府仓曹张集律、令、格、式，条件相类1250条，分121门，编成《大中刑法统类》。开创了一种新的法典编纂体例，即把律文按性质分门别类，然后再把性质相同的令、格、式附于相应的律文之后。后唐《同光刑律统类》、后周《大周刑统》及北宋《建隆刑统》均以“大中”为所本。
五代十国时期刑罚空前酷烈，大致讲有几个方面，杖刑演变为“合欢杖”、“随年杖”，流放刑罚演变为刺配，废弃已久的凌迟极刑又出现了。有司刑讯随意增设罪名，加重量刑。
南汉高祖刘䶮用刑最为惨酷，有灌鼻、割舌、肢解、刳剔、炮炙、烹蒸等，听着就够瘆人的。他还发明新的酷刑，把毒蛇放进水里，再将犯人投进去。总之无所不用其极。
后汉建国初年，苏逢吉为宰相，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一人犯盗窃罪，全家及四邻连坐，诛灭全族。群臣纷纷反对，一人为盗也不至于诛灭九族，你还要把四邻全族都诛灭了，那还了得？最终苏逢吉删掉“全族”二字。后汉的官吏以能杀人、多杀人为政绩，众多无辜者冤死。
后汉的法律非常严苛，贩卖私盐、酒曲者一律处死。私自贩卖牛皮一寸即判死刑。后周初年规定，贩卖私盐、酒曲按斤两多少分别定罪，五斤以上者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