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面对死亡也会有怯懦。电影《勇敢的心》中，苏格兰民族英雄华莱士临刑前高呼“自由”，但是在临刑离开囚室前，他却对上帝祈祷，希望获得勇气，以抵抗面临死亡的恐惧。
中华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留给历史合生取义的宏大英雄气概之外，面临死亡威胁和元朝的利诱时，也并非全无恐惧，他不仅对自己的信念产生过怀疑，甚至可能有过“投降”的念头。
《宋史·文天祥传》记载了他模棱两可的话：“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其中暗示，他有归隐故乡当道士（黄冠），甚至将来做元朝顾问的念头。这样看来，文天祥已经有归降的可能，但忽必烈却不能容忍这样模糊的态度，他要的是全心全意奴才式的投降。
忽必烈并没有同意他归隐当道士的请求。一位被文天祥怒斥过的降元的老同事也不同意：“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正是靠文天祥的鲜血最终一洒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气贯千古的话，我们才获得了一位永远的英雄，而非乱世时常见的隐士。
杀身成仁的文天祥怎么会怯懦、逃避呢？投降？更连想都不会想。后人多怀疑元朝人修撰的《宋史·文天祥传》，是故意诽谤、侮辱我们的民族英雄。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英雄永不怯懦，怯懦者绝无勇敢。岂不知，人性比我们的想象复杂得多。文天祥临死前的逃避，完全是有可能的。
在写出《过零丁洋》后不到一年，文天祥其实就开始“怀疑”所谓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当受尽苦难被押到大都（今北京）后，他写了一首《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的诗，其中即有“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意为恐怕自己合生取义照不了汗青，只有在野史中才会流传。
文天祥无法让“上帝赐予我力量”，他需要历史正义的力量来激励自己，中间经历怀疑也是正常。此前，当他被押到广州时，劝降的人就“嘲笑”他青史留名的信念：“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文天祥说：“殷之亡也，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可见，对于丹心能否照汗青，文天祥是有过反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