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这首《满江红》英勇而悲壮，深为人们所喜爱，它真实地反映了岳飞精忠报国、一腔热血的英雄气概。同时，此词也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之心。每当中华民族到了危难关头，人们都愿意用这首《满江红》来激励士气。抗日战争期间，这首词曲以悲壮却雄浑的声音，感染了中华儿女。
英雄岳飞之死，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是奸臣秦桧所致。其实，这中间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宋高宗的议和政策。是宋高宗对金妥协的议和政策将岳飞害死的。
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政权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外有金兵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南下;内有各地溃兵组成的游寇集团和农民武装，极大地威胁着南宋朝廷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不得不抛开抑制武将的祖宗遗训，着意笼络，重用武将。当时，最有名的将领就是“中兴四将”：刘光世、张俊、韩世忠、岳飞。其中，刘光世出身将门，其父官拜节度使，他本人早年随父镇压方腊起义;张俊和韩世忠都是行伍出身，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在平定苗、刘兵变中立有大功;而岳飞则是资历最浅的一位，但在短短几年间，他的战功和威名已超越诸将，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八月，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被授为清远军节度使，地位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不相上下。
宋高宗重用武将的目的是自卫，而不是北伐恢复。岳飞收复的失地，是从伪齐傀儡政权手中夺取的。岳飞出兵前，宋高宗就知道他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故特下手诏，告诫他，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即可，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就算立下战功，也定要严惩。这一纸诏书，牢牢地束缚了岳飞的手脚，加上岳家军只有不到三万人的兵力，也无力进行北伐，因此，岳飞只好在收复襄汉后，率主力退守鄂州。
面对金人的进攻，宋高宗始终不放弃求和的思路。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与伪齐的两次南侵，但高宗并不想利用这一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胜利只是为他与金朝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筹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宋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也络绎不绝。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底，宋使王伦从金朝带回了议和条件，金朝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徽宗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宋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朝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
宋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定至关重要。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八月，宋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和议。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正面交锋，为人又善于逢迎，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岳飞更是对宋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宋高宗对岳飞心生嫌隙。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宋高宗。这位抗金最坚决的大将，个性耿直，虽然在战场上有勇有谋，但在政治斗争中却缺少心计，不善于保护自己。
第一件事，是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十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宋高宗看来，这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宋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