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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变法改革者，大多没有什么好下场，比如吴起，比如商鞅。这个很好理解，枪打出头鸟嘛，况且那些变法者，不光是出头那么简单，他们还想从既得利益者碗中抢食——哪怕是一条狗都不会同意，何况是心眼比蜂窝煤上的窟窿还多的人!
在很多国人的印象中，王安石给人最初的感觉是一个文人。这可能是因为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写得超赞，诗歌更是雅丽精绝，意境高妙。但是，对于王安石另一个身份——政治家的身份，后世却是褒贬不一。赞赏他的人，视其为贤明宰相，“一代圣人”;而反对他的人，则称他是“元凶极恶”，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事实究竟如何，显然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好在也不是毫无头绪，人都说性格决定成败，接下来我就先对王安石的性格进行立体化描绘，至于他在你眼中呈现的形象是妖魔鬼怪还是仙道神灵，就看你如何理解了。
一、拗相公的倔脾气
王安石有个外号在历史上很有名，叫“拗相公”，翻译成大家都能理解的词，就是“倔驴”。据说有一次包拯请客，王安石当时是他的下属，也被邀请在列。在吃饭时，包拯作为东道主，就挨个向大家敬酒。大家出于尊敬，无论能喝还是不能喝，都会喝上几杯。唯独王安石，不管包拯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一点面子都不给，把包拯弄得极为尴尬，当场下不来台。幸亏这事发生在包拯身上，要是稍微不厚道的人，绝对会在以后工作中给王安石穿小鞋。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难怪《宋史》会对王安石有如此评价：“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人脾气倔，是缺点，也是优点。因为只有这种我行我素的人，才能在满是荆棘的变革路上，一条道走到黑。我想神宗当初选中王安石主持变法，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然而让神宗想不到的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王安石的性格特征，不止“脾气倔”一点，还有固执己见、难以容人等实打实的缺点。
二、从好友变成死敌
司马光与王安石曾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但就是因为这场变法，使得两人渐行渐远，彻底葬送了友情，并最终成为政治上的死敌。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本来司马光不用参加科考也能当公务员，因为他的父亲在地方上做知府，符合恩荫子女的条件。但司马光不愿意沾父亲的光，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一举高中进士甲科，这时他才二十岁。加上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很早就被人广为传扬，所以司马光不仅是一个政治新秀，而且还是一个受人追捧的名人。
有一种说法认为，王安石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始终不愿意进京任职，一次又一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想过早地与朝中那些树大根深的大佬过招。因为，从现有的史料看，王安石属于那种“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人，你让他放下身段，去配合能力不如他的领导工作，几乎不太可能。
所以，无论说王安石是特立独行，还是说他是韬光养晦，甚至是沽名钓誉，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王安石这种有意无意的举动，确确实实给他赢得了巨大的名声，以至于到最后，上到皇帝，下到文武百官，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用司马光的话说：“介甫(王安石的字)一人享有天下大名30多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介甫不当大任则罢，但凡身肩大任，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
尽管司马光如此看重王安石，可真遇到具体的政治问题时，两人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当时王安石还未出任参知政事，宰相曾公亮等人上言，说河朔一带受灾，国库的钱不多了，请求皇帝在举行祭祀的时候，不要再穷大方，少给大臣发点红包。司马光也认为，救灾要紧，朝廷的大臣，应该节约开支，能省就省，从自身做起，起到表率作用。
王安石则提出不同的看法，说：“国库里钱少，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是弄清钱少的原因，原因就是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问：“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搜刮百姓的口袋罢了。百姓的口袋要是没钱，就有可能成为盗匪，这绝不是什么善法。”
王安石不以为然并非常自信地说：“真正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呵呵一笑，道：“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都有一个定量，不是在百姓那里，就是在朝廷这里。你说的不加赋而国用足，肯定是从百姓那里巧取豪夺，其坏处比增加捐税还大。这不过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把戏罢了。”
神宗皇帝估计也听不懂两人争论的具体是啥，他唯一知道的是，朝廷穷得快揭不开锅了，王安石说他能搞到钱，所以我必须得支持他，而且是无条件支持!
王安石变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颁布实施的。
三、变法路上无朋友
当然了，根据常识，我们可以知道，无论多好吃的饭菜，都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同理，一项新措施的推行，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它必然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从前面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我们能够看出，它更多是站在朝廷和百姓的立场上制定的，因此也就难免侵犯到权贵集团的利益，且必然会遭到这些人的反对。
要是一般人，见有这么多不好惹的人和自己唱对台戏，估计早就吓趴下了。可王安石不是一般人，他的人生词典里根本没有“知难而退”这四个字，全是“迎难而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类的字眼。别忘了，王安石的“倔驴”外号可不是白叫的，发起狠来，那绝对是六亲不认，十头驴都拉不回。
比如司马光，在青苗法颁布后，因认为新法会产生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等弊端，希望王安石废除新法，恢复旧制，结果就把王安石惹恼了。于是当神宗准备让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时，王安石竟然说：“现在如果重用司马光，就等于给反对派树立一面红旗啊!”坚决反对神宗的做法，甚至还用撂挑子回家养病的方式威胁神宗。直到神宗权衡利弊，决定与王安石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才回来工作。至此，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关系算是彻底决裂，成为政治上的死敌，老死不相往来。
再比如欧阳修，仅仅因为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没有执行该项政策，就被王安石排挤出朝廷，改任地方官。
又比如苏辙，在变法之初曾是王安石颇为倚重的人。可当苏辙对青苗法实施后可能产生的弊端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后，王安石居然视其为异类，一怒之下竟欲将他治罪。苏辙见王安石根本听不进建议，没法与他愉快地玩耍，干脆主动请求到地方工作。
而苏辙的哥哥苏轼与他情况类似，同样被迫出京任职。
四、变法者与守旧者的另一面
好了，事情到了这里，我们已经能够发现，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遭到的可不光是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的反对，还遭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反对。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其实是代表着腐朽的权贵阶级利益，应该对他们进行无情批判。
事实真的如此吗?
当然不是！
因为只要我们认真翻检一下当时和后世的文献资料，就很容易判断，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并不是什么思想僵化和保守的人，他们与那些大地主和大官僚，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往来。相反，我们从后来的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甚至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光蛋，家里只有三顷田，而且老婆死了还没钱埋，把家里的地给典押了，才搞到一点钱办丧事。
而司马光的“死对头”王安石呢?据有的历史学家考证，说他家里大概有三千亩田，这在当时应该也是大地主了。所以，我们不能想当然就给人扣帽子，毕竟，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暴力评判方式很容易进入死胡同。尤其像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都正值人生事业的高峰，他们冒着丧失政治前途的风险与皇帝对着干，怎么猜想也一定有更崇高的目的才对。否则，就很难解释他们是如何在当时与后世获得如此崇高名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