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
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
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
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
这些普通中国人 “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确实，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
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但是，何以我们五千年文化结出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居然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的普通中国人与英国人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14世纪，欧洲人并不比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
但是随着经济的质变，欧洲人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和腌猪肉;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甚至可以吃上鲜猪肉。
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两三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
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人们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
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
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
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应答了，而英国人却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
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
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一个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使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 “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
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并不想要这份工资，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
而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队。
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
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
原来他的这个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赔偿。
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何以对乾隆年间中国人的人权状况如此吃惊。
乾隆皇帝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察觉。
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大清社会各个层面都处于他的强力控制之下：他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杜绝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使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安享俸禄，不敢乱说乱动一下。
他以高明的权术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
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
他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
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认为，只要让全体中国人都 “做稳了奴隶”，就是最大的德政，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
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
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但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
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发明创造的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
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英国人分析说，这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 (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虽然登峰造极，但乾隆的统治并没有任何新意。
乾隆盛世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总结和大重复。不幸的是，这个盛世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如果中国的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才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
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
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