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记载，孝文帝执政不久，有司提出建议：“请立太子。”孝文帝却不同意，说：“楚王，我的叔父，年龄大，天下事阅历广，深明治理国家的道理。吴王，是我的哥哥，仁义有德行。淮南王，是我的弟弟，陪伴我，德行也很好。难道不可以预立他们为皇帝的接班人？诸侯王宗室中有许多功臣，多贤能而又有德行，如果‘选举’他们中的一个人陪伴我，以防止我不能到达终点，是国家的灵光，是天子的福份。现在不实行选举，而说必定是我的儿子，人们会说我忘记了贤能而有德的人，私于自己的儿子，这不是忧虑天下事，我不同意。”
这里“选举”二字第一次出现于《史记》，也第一次出现于中国皇帝之口。当然，孝文帝的选举范围很小，只限于自己的兄弟宗室之间，然而在当时他有这样的视角，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孝文帝的登台实际上就是陈平、周勃等人从刘邦众多的儿子中选出来的，他宽厚仁慈，心地善良。这一选择对了，人民得到很多好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将这一做法延续下去？当然，他所说的“选举”还不知怎么选法：是若干当事者在一起简单地举手表决呢，还是几个人联名推举一个或几个，再行表决呢？是“差额选举”，还是“等额选举”？更不知哪些人有资格参加投票？
还没有等皇帝把他的“选举方案”拿出来，有司就用强大的传统力量把他的想法否定了。有司说：“立嗣必子”，这样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年，都是用的立嗣必子的方法。（注：从商武丁开始，逐渐确立了父死子继的制度。）在有司看来，兄弟之间接班，就要发生战争，国家就不久长；而立嗣为子，就没有问题了。有司完全没有理解孝文帝心中的选举意识，他的选举方法显然不同于早先的兄弟继承。接着，有司用汉朝的事实说服汉文帝：高帝亲率士大夫，平天下，建诸侯，只有帝皇是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受封国者，都是国祖。太祖及国祖，各有子孙继嗣，世世弗绝，这是天下的大义。高帝这样的设定已经安抚海内了。
孝文帝可以违背殷、周，但不可以违背先祖。他屈服了。
中国封建帝王立嗣必子，哪怕是三岁儿子当政，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落后无生机，也不能因为用了贤人，而丢了世代相传的一家江山。这是一条取舍方法，也是一条治理国家的唯一方法。中国的儿皇帝之多，是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中国到了最后一个封建朝代的尾声，积贫积弱，割地求和，赔款求和，政治、经济、社会腐朽落后，黑暗到极点，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其实，中国这种立嗣必子的继承方法，并没有少发生战争，自司马迁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真正统一没有战争的时间只有一千年，在另外的一千年里国家分裂，战争不断。社会在战争与统一的两种状态中往返。
如果当年孝文帝有胆量把他的“选举法”说出来，并加以完善，也许会使封建社会的民本政治得到发展。
可惜，孝文帝没有胆量说出并实施“选举法”，表明他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但他做过的好多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是难能可贵的，在他当政的23年里，“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对他所宠幸的夫人“全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好人政权，仅仅是好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