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在肴败以后，励精图治，寻求治国之策。这时候戎王派了一个叫由余的人访问秦国，秦穆公让他参观宫殿、积聚的财物。由余却说：这些东西“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则苦民矣。”这些东西假如是鬼建造制作的，则有劳于神；假使是人建造制作的，则苦于老百姓。
秦穆公觉得他说的话很奇怪，问：“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治理国家，然而还经常混乱，今戎夷无此，怎么治理国家？不亦难乎？”
由余回答说：“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皇帝作为礼乐法度，身自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被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意思是：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是中国所以乱的原因。先王作礼乐法度，自己起带头作用，这只能说是小治。到了他们的后代，日益骄奢淫逸，腐败堕落。他们自己毁坏了法度的威信，却用“你是否尽职”督促下级，而下面本来就已疲惫了，就以“你们自己不讲仁义”而抱怨上级。上下互助埋怨，以至于发生篡位和弑君这些事，乃至于灭宗，都是由于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原因。
由余又说：“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意思是，我们那里不是这样，上面用真淳的道德对待下面，下面就用忠诚的心对待上面，一个国家就好像一个人那样，动作协调，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治国”。
司以迁在这里是借由余之口，对两种治国方略进行探讨。第一种，中国的方略。以儒家学说作为治世之本，暴露出种种问题，上面并不是真心诚意地接受“诗书礼乐”这一套，下面也不是真心诚意地接受。由于不是出自内心，双方总有不遵守“诗书礼乐”的时候，于是就互相指责，最终导致篡位弑君，国之不存。我们知道这种靠“诗书礼乐”作思想控制的社会，在司马迁死后的中国这块土地上愈演愈烈，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成为至高信条。而这样的社会最终导致了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宋朝之后的元，明朝之后的清。第二种，由余说的方略。心心相印，上下一体，不依靠强加的思想控制，大家都活得很快乐。从司马迁死后的两千多年看，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统治了中国数百年。
这两种治国方略谁有力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疑是后者。但当这少数民族统治中国之后又会重蹈“诗书礼乐”的覆辙。最终洋鬼子来了，中国被迫融入世界潮流。于是，又有了新的治国方略，叫“民主”和“科学”。
今天的社会已经远不是司马迁时代，而是一个融入全球化的全面开放的时代，但是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现实社会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因为任何“今天”都是“昨天”的发展，我们是否能从司马迁的探讨之中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呢？一个单位如果能上下一心，一定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满足于繁文缛节，离心离德，肯定是不能前进的。但规章制度又是不能没有的，如何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