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并不是一个贬低经商的人，相反，他认为经商与农、工、虞一样的重要。他引用《周书》的话：“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接着又写道：“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史记·货殖列传》）“原大”，就是将这四者处理得好，潜能挖掘出来，则国家富饶，家庭富饶；相反，“原小”，这四者关系处理不好，潜能不能挖掘，则国穷民穷。这是贫穷和富裕的根本原因，没有任何道理能代替这样的“贫富之道”。
司马迁又说：“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民而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传》）商品贱极即为返贵之征兆，贵即又为返贱之征兆，正由于这样的商业内在规律，人们就其业、乐其事，像江河的水往下流一样，自动地日夜不停，老百姓不用召唤就来，不用去求他也会乐意去做。这难道不是一条真理，也是一条自然的规律吗？
司马迁所说的这个道理与两千年后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谋而合。只是司马迁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没有进行全面的阐述，但是核心理论是一样的。
司马迁接着列举范蠡治国之事，说明商业的重要。越王勾践困于会稽，用范蠡、计然的计策。他们不但重视农本，也重视商末。商与农只是按照事理的排序先后，而不是谁轻谁重的问题。“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流通环节出了问题，没有物质利益的引诱，就不会有财富的积累；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出了问题，谷物不生长，商业也不从谈起。“农末俱到，平祟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农业与商业都发展了，政府掌握物贵与物贱的关系，平衡其间，使得市场繁荣，国家就能治理好。如何掌握物贵与物贱的关系呢？“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任何货物贵之极则贱，贱之极则贵。贵时将货物如粪土一般赶快抛出，贱时将货物如珠玉一般的购进。钱财就会如流水一样的滚滚而来。越国正是掌握了这两者的关系，修之十年，国富，用优厚的物质给予战士，战士奔赴战场，如渴得饮，遂报复了强吴。由此，越国雄居中国，称号五霸。
司马迁又记述了白圭致富的史实。当魏文侯时，李克竭尽全力种地，而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当谷物成熟便宜时，大量购进谷子，给对方丝绸。当茧丝大量上市价格低廉时，他又大量购进丝绸，给对方谷物。这个人平时能过艰苦的生活，薄饮食，忍嗜饮，节衣服，与僮仆同苦乐，但是一到关键时刻，看准时机，就会如猛兽挚鸟一般的极快出手。最终，白圭富有程度远胜李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