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写道：“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不是好学并认真地思考，用心去领会去体悟历史事件中的深层次的东西，就难免被一些浅显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人云亦云，根本算不上一个历史学家。
为了写好《五帝本纪》，做到“莫为浅见寡闻道也”，司马迁首先从已有的历史资料中进行比较研究。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做学问的人多称中国的始祖为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对的。“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顺，荐绅先生难言之。”即《尚书》只记载尧以后的事情，“百家言”虽从黄帝说起，但文字粗疏而不典范，士大夫们又很难说明白这些事。他又说：“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即孔子与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于《五帝德》和《帝系姓》，对这两本书读书人有的也不传习。
司马迁又认真研读了《春秋》、《国语》，认为它们对《五帝德》、《帝系姓》的阐发都很明了，只是人们不曾深入考求，其实它们的记述都不是虚妄之说。《尚书》残缺已经有好长时间了，但散轶的记载却常常可以从其他书中找到。
从上面可知，司马迁是一个认真研究典籍的人，所研究过的书有《尚书》、《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国语》等，并将相关内容反复比较，从而确信正确的说法。
为了做到“莫为浅见寡闻道也”，司马迁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
“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矣，总不离古文者近是。”司马迁为了弄清楚这一远古历史，不耻下问，亲自调查，足迹遍全国，西到过空桐，往北路过涿鹿，往东到过大海，往南渡过长江、淮水。在那交通工具十分落后的时代，多数依赖步行，实属难能可贵。没有对历史事业执着的顽强的求真精神，是不可能克服路途中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的。他终于得出了结论：所到过的地方，那里的老前辈们都往往谈到他们各自所听说的黄帝、尧、舜的事迹，风俗教化虽有不同，总起来说，那些与古文经籍记载相符的说法，接近正确。
对于怎样研究学问，司马迁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第一好学，第二深思，第三实地考察。
司马迁等到了“心知其意”的程度，才动笔写作，特将这篇本纪，列于全书的开头。当然，对于其它各篇也是这个态度，只是这一篇时代久远，特别难写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