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山住正在其著述《教科书》中曾描述说：“在日本，教科书不仅被看做是对孩子们进行系统教育的读物，还被当成带领着孩子成长的火车头，更是日本教育的‘证据’……日本战前就是在教室里面用教科书培养‘军国少年’的。”
利用作文检查“洗脑”结果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中内敏夫在《军国美谈与教科书》中对战前教科书的作用说得非常透彻：“战前，日本的教科书可以概括称为‘军事教材’，把‘军国美谈’和‘战时佳话’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编写出来，宣传‘忠君爱国’的思想。这种教材首先以‘通俗教育’的名义进入日本学校的社会教育科目，然后不断地进行修订，成为一种思想道德的教材。”看一看渡边哲彦在1936年编写的《军队教育的研究》，即可以知道旧日本军队在教科书的使用上“慎之又慎”，他们编写教科书的“指导目标”，就是要“宣传日本军队和军事行为的正当性和永久性”。
二战前日本陆军设有诸如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幼年学校、陆军航空士官学校、陆军经理学校、陆军预科士官学校、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校等军校。日本海军也有海军兵学校、海军经理学校、海军机关学校、海军大学校等军校。这些学校给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就是一种“洗脑”的教科书。比如，陆军幼年学校国语教科书中有反映日俄战争时期“军神”乃木希典的课文《靖国神社》、有介绍海军战役的课文《水师营会见》，有记述军国主义家庭情感的课文《水兵之母》。
东京教育大教授篠田融回忆自己战前在陆军预科士官学校任教的时候，特别注重对学生写作文能力的培养。在他看来，首先让学生反复阅读“国语、汉语、本邦史”的教科书，然后在此基础上练习写作文，“最可以看出学生思想发展的轨迹”。他承认，当时日本就是用这种模式，通过学生作文检查“洗脑”的结果。
考试更突出军国主义教育
有教科书，就要有考试。考试不仅是对教科书内容的一种“复印性的重复”，更是对教科书内容的一种思想性强化。进入到大正、昭和年间后，日本军人势力变得越发强大，被称作军队干部培训摇篮的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在重视教科书的同时，还在入学考试里增添了许多带有军国主义色彩、国粹色彩的问题。
1920年，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改名为陆军士官学校预科，陆军士官学校变成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同年，陆军士官学校预科入学考试的读解题里，就出现这样的内容——“观察东洋大势，邻邦支那不断发生内乱，国势不振，波斯、暹罗在苟延残喘地维持着独立，但早晚都会像印度、西伯利亚等一样，被他国侵略。立于此间，应该由谁来维持东洋和平，为世界文明做贡献呢?”这里，无疑是暗示学生们回答“日本”。许多参与指挥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军干部，都是该校毕业的学生，包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陆军元帅寺内寿一、日本首相小矶国昭、陆军大臣杉山元等。
1937年，陆军预科士兵学校的入学考试上，还出现过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战争开端，是在中国奉天发生的满洲事变。在事变当时，满洲势力最大的人是谁?卢沟桥事变发生在哪年哪月哪日?我军奋起的理由是什么?”在同年发行的《陆军士官学校》一书中，该问题被作为模拟题选入其中，并且列出最佳答案。势力最大的人自然是“张学良”，事发时间是“昭和六年9月18日”，“日本军奋起”的理由是“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条约上，我国在满洲都享有正当的权力和利益。但是支那将满洲作为自己的领土，把我国应该享有的特殊权力和利益，说成是侵略领土、破坏主权，而且对条约视而不见，妨碍我国人在满洲租借土地，自由居住，蹂躏我国在森林、矿业上的诸多权利等，为了拥护国权，我皇军一跃而起。”
显然，这种答案就是把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一事正当化，并且让未来的军队干部候选人在入学前就把“正确答案”背下来。同时，也是鼓励这些人日后在中国大陆和太平洋上大肆杀戮。陆军士官学校的试题如此，海军兵学校的入学试题也是如此。在1921年的入学考试历史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题，“请简明阐述一下朝鲜、台湾、桦太、关东州以及南洋群岛，是如何纳入我国政府统治下的。”这段时期日本海军兵学校的毕业生，有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期间病死狱中的海军大臣永野修身、日本首相米内光政以及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战后日本逃避近现代史教育
战前日本学校特别是军校注重通过教科书以及作文、考试等给学生培养军国主义精神，那么战后呢?一名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日本国会议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战后日本教科书上虽然有近现代史内容，但老师基本不会在课堂上讲授。通常在长篇大套讲完古代史以后，便以“没有时间”为借口，让学生“自学”近现代史内容。日本每年高考的试题里面几乎没有近现代史内容，理由是“里面有很多是没有定论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日本过去侵略外国的历史，日本教育界正在从“不讲”“不考”转向教科书的“删除”，试图抹掉这段历史，这同样也是一种洗脑。
2014年春季，“数研出版社”在新出版的教科书中删除有关“随军慰安妇”“强征”等字眼。表面上看，在修改教科书问题上，似乎是出版社“主动”，政府“被动”。事实上日本文部科学省在2014年1月修改教科书审定标准，要求教育界在“没有定论的历史、领土”问题上适度体现政府官方主张。教科书出版社可在“发现错误”或“事实产生变化时”向文部科学省申请修改教科书内容。正因为这样，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数研出版”才首先站出来，一方面是回应政府的“号召”，另一方面是给业内的同行做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