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节日，在流行和演变过程中，吸取了儒、道、释（佛）文化的一些因素，加上我国多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吸收，具有广泛的融合性。所以，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就传统节日承载着的民族文化的血脉和思想精华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天人合一，辞旧迎新的开拓创新精神。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传统文化主张“天道”和“人道”或“自然”与“人为”的合一，即天人协调，天人合一。早在先秦时期，老子就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当效法“天”（自然）。孔子提出：“诚者，者，人之道也。”《礼记·中庸》），其孙“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他认为只要扩充“诚”的德性，就可以帮助天地培育万物，就可以与天地并列，达到“合一”的境界。孟子把天道和人性联系起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尽心上》）认为人性天赋，善端与生俱有，因而性、天相通，知性则知天，即“天人合一”。庄子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主张“无以人灭天”，反对人为地破坏自然本性。《易传·文言》提出了著名的“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合一”观，认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即人与自然要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相互和谐一致。儒家、道家学派主要人物的这些观点，说明了“天人合一”是他们的共识，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主要精神。我国传统节日中春节的郊祀、春祀、秋祀以及腊祭，都体现了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先民们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天”、人之间是相通的。《尚书·洪范》中说：“惟天阴骘下民。”“天”是保佑民众的。因此，先民们在春节等节日中，都要祭天祭地，表示祈求和感激之意。这种朴素的“天人合一”的思旧迎新，开拓创新，这更是春节所蕴民们在岁末年初之际，总要总结过去希望来年的耕作有更大的发展，更好的收成。《尚书》中说：“苟日新，日日新。”《易经》中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可视作先民求新求发展的意识。所以，在一岁之始、万象更新之际，先民们总把他们的愿望托之于春联。王安石的《元日》一诗最具代表性。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干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表达了辞旧迎新、开拓创新，实行新政的坚定信念与追求。传统节日的这一精神，至今仍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以人为本，慎终追远的人文主义精神。
以承认人、尊重人、关怀人为内容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指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天生物，人最灵。天地之间人为贵，人是主导，人是目的，这是我国文化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基调。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在承认“天命”的同时，更尊重人的存在。他教导弟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正因为他不相信鬼神，所以他病重时，谢绝子路为他祷告。。可见孔子关注的是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并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人而东汉时期的思想家仲长统更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全后汉文》卷八十九），精辟地概括了儒家人本O两家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在重视下，更提出了一套伦理观念。儒家主张“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二十》）就是说，一个有德行的人，应当知道天道和人道的法则，侍奉亲族。道家主张“修道积德”，也是强调“修身”来体现德行的。此外，还提出了忠于国家、孝于父母、友于兄弟、信于朋友等一系列为人处世的原则。这些道德规范虽含有封建思想因素，但其内涵却充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亲密谐和的人文主义精神。我国传统节日中的春节，其祭祖、团年、拜年等活动；清明节的祭祖、扫墓、拜祭轩辕陵、悼念革命先烈等活动；重阳节的敬老活动；以及脚＼节的祭祖活动，都充分体现了家人团聚，友人睦处，不忘先祖和革命先烈，尊老孝亲，慎终追远，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人文主义精神。
第三，勤劳勇敢，刚健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先民们为了生存，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同凶猛的野兽斗，养成了勤劳勇敢和刚健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这种精神为历代的思想家所重视，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尚书》提出了“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易传·彖传》提出：“天行健，强不息”，成为激励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主张“刚毅”（坚定性），充分肯定临大节而不夺的品质，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其弟子曾参提倡“弘毅”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强调要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老子主张“静笃”，墨家“尚力”，法家主张“耕战立国”；儒家甚至提出勤劳刻苦：“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些有关勤劳勇敢、刚健自强、积极有为的思想，成了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记述，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
我国传统节日中的“七夕节”，神话中的牛郎织女应该说具有这种勤劳勇敢、刚健有为的精神。牛郎为牵牛星，织女为织女星。织女为天帝女儿，故亦称“天女”。她长年为天帝织造云锦。后来，她见牛郎勤劳刻苦，便不顾天规的约束，勇敢地白嫁牛郎，织乃中断。天帝大怒，利用他的最高权力，责令她与牛郎分离，只准每年“七夕”（七月初七晚上）相会一次。即使如此，织女也没有向天帝屈服，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保持自尊自重的高尚气节。《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这样描绘她：“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手，札札弄机杆。终日不成章，泣涕，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此诗写出了织女被天帝所隔，遥望牛郎的深情。她““终日不成章”，织不出云锦，可见她对之深。正因为她的坚贞、真情感动了鸟鹊，每年“七夕”，众多鸟鹊展翅搭成鹊桥，使他们相会。这个美丽的神话千百年来感动了多少青年男女，为他们争取美满幸福的生活注入了多少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另一方面，腊八节中关于“劝勤惩懒”的传说，讲一对年轻夫妇在父母双亡之后，不记父母的教诲：“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要想日子过得好，勤俭是个宝。”不思耕作，坐吃山空，最后冻饿而死。这又从另一方面肯定了勤劳刚健、自强不息的精神。
第四，贵和尚中，团结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华民族又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是富于团结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因此，贵和谐，尚中道，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贵和，就是要善于将不同的事物配合在一起，使矛盾均衡统一，收到和谐的效果，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只能是量的增加而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就会停止。所以，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把对“和”与“同”的不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易传》更提出了高度和谐的“太和思想”。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万物育焉。”即是说用不偏不倚，既不不要不及的“持中”态度对待和处理客观事物，就能达到团结、统一、平衡、和谐的状态。可见，贵和尚中，就是肯定事物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的意见，以促进事物的发展和多民族的团结统一。尽管“尚中”思想有其保守的一面，但它的积极作用仍是占主导地位的。它使我国人民十分重视和谐局面的实现，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传统节日中元宵节的“灯会”，宋代的盂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元宵》中描写：“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百花齐放，万灯齐明，无君臣上下之区，无尊卑老少之别，大家同乐，共庆元宵，可谓一派升平，和谐欢乐。端午节的悼念爱国诗人屈原，是因为他遭受到不“和”不“中”的楚国昏君及奸佞的陷害而死。屈原忠贞一生，冤屈一生。悼念他，就是对和谐社会的呼唤，就是对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赞扬。腊八节的“援岳（飞）抗金”说，是说老百性眼见岳家军被奸臣克扣军粮，自动煮粥支持岳家军抗金，同样表现厂对权奸的憎恨，对民族英雄的怀念。中秋节是大团圆的节日，古时远方的游子一定要赶回家，与家人团圆。苏东坡在祝愿：“但愿人长久团圆的企盼。随着历史的变迁，中秋节又赋予了民族大团结、祖国统一的思想多诗人、作家都以中秋节的“月亮’达乡思、乡恋之情。大陆散文家韩静霆的散文《圆月》从1982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同日写起，浮想联翩，想到了古时的“祭月”、“拜月”，想到旧社会“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的苦难，想到解放后“歌声唱得月儿圆”的各民族的团结，最后落笔在：“人们在充满温馨情趣的良宵，想些什么？在欢庆之余，会不会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感慨？心中的月儿是不是乍盈还亏？因为，毕竟还有台湾同胞隔海相望，咫尺天涯，有情难诉啊！”从中秋的圆月想到台湾同胞和祖国的统一，意新而旨深。所以；传统节日是蕴涵着深厚的“贵和尚中”、团结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