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的形成过程
唐宋时期，从内地向藏区输送茶叶主要是通过青藏道。从明代开始，伴随着川藏茶道的正式形成和兴起，川藏茶道成为了茶马古道三条线路中最为重要和闻名的一条。川藏道的形成和兴盛促进了古道沿途商业城镇的兴起及西藏与内地的联系，不但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还使汉族人民与藏族人民的联系更加紧密。所以说川藏茶道既是一条经济大道，也是一条政治坦途，还是一个国防保障，使外国势力再也无力把西藏从我国分离出去。
我国茶叶出产于南方，北方和西北高寒地区都不出产茶叶。地处中国南方的四川省则是主要产茶区。先秦时期，唯有四川一带有茶可饮。到了唐代，随着我国人民对茶叶需求量的大幅增加，我国南方各地也开始盛产茶叶，也是从唐代开始，四川绵州、蜀州、邛州等地的茶叶，开始传入西藏地区，藏族人民饮茶的生活习惯也由此形成，继而踏出了将茶叶输往西藏的道路。在唐代，青藏道是西藏与内地交流的主要交通路线。唐代吐蕃王朝四处扩张，南征北战。其时，唐王朝与吐蕃之间的和亲、问聘等使臣的往来，都是经由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逻些（今拉萨）。和亲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也是由青海入藏，走的就是青藏道。总而言之，唐代时期内地与西藏的交通主道是青藏道而不是正式形成于明代的川藏道。那么自然，唐代内地茶叶销往西藏的茶道也是青藏道。随着后来吐蕃王朝的土崩瓦解，到宋代时，藏族地区已经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青藏道也因此不再是当时的军事要道和官道。但是政治上的变革并未削弱青藏道在经济上的作用。北宋熙宁以后为了方便茶马互市的管理，宋王朝便在四川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管理措施就是将四川省每年出产的三千万斤茶叶中的大部分运往甘肃和青海，并在这两个地区设置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同时强制名山茶只许用来买马，以至于宋王朝每年在茶马互市中买马多达一万五千匹以上。这也使青藏道由唐代的军事政治要道转为宋代的茶道。故陈观浔在《西藏志》中说：“往昔以此道为正驿，盖开之最早，唐以来皆由此道。”这也是青藏道的形成过程。
比起唐朝就有的青藏道，从明朝才开始正式形成的川藏茶道就比较晚了。虽然早在宋元时期，官府就在黎雅、碉门（今天全）等地与吐蕃等少数民族开展了茶马贸易，但规模较小，所出售的茶叶只能供应当地少数民族食用。直到明代，政府要求在四川、陕西两省分别接待朵甘思及西藏的入贡使团，而明王朝的使臣也要分别由四川、陕西进入西藏。由于明朝时期运往西北继而送进藏区的茶叶只占整个四川茶叶产量的十分之一，即一百万斤，用来支付在甘青藏区“差发马”所需的茶叶，其余的大部分川茶，则是经黎雅进入藏区的。而藏区僧俗首领之所以向明王朝朝贡，就是希望获取茶叶。他们入贡所走的道路就是川藏道。“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这句话很清楚地记录了当时藏区对茶的迫切需求。于是明代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明王朝在四川设立了四所茶仓，“命四川布政使移文天全六番招讨司，将岁输茶课乃输碉门茶课司，余就地悉送新仓收贮，听商交易及与西蕃市马”，开始了官方组织的茶马互市。天顺二年（1458年），明朝规定将茶叶作为对鸟思藏地方的赏赐，赏赐的茶叶有碉门茶马司提供。这就促成了鸟思藏的贡使由川藏道入贡，不再由青藏道入贡。到了成化二年（1470年），明王朝明确规定鸟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和附近鸟思藏地方的藏区贡使入贡之时都要走川藏道。而明朝则在雅州、碉门设置了茶马司，使得每年都会有数百万斤茶叶送往康区最后输入鸟思藏，茶道也因此从康区延伸到西藏。而官方鸟思藏贡使的往来，又促进了川藏茶道的畅通与兴起。于是由茶马互市开启的川藏茶道也成为了当时的官道，进而取代了青藏道曾经的地位。
清朝时期，清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康区和西藏的管理和经营，设置台站，放宽对藏区销售茶叶的限制。打箭炉也由此成为南路茶叶的汇总之地，这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经过明清两个时期的推动和发展，形成了经由雅安、天全翻越马鞍山、泸定到达康定的“小路茶道”和从雅安、荥经跨过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经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与南路会合至拉萨的北路茶道。这条经由雅安抵达康定，再从康定转到拉萨的茶道，就是明清时期的川藏道，也是今天的川藏道。这也是川藏道的形成过程。
在川藏道的形成过程之中，开拓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由于川藏道的山路崎岖难行，故川藏道的运输也非常困难。由雅安至康定运输的茶叶，少部分是靠骡马驮运，大部分则要靠人力搬运，川藏道上的人力搬运茶叶称为“背背子”。“背背子”每天所走的路程由所背货物的重量决定，货物轻的走四十里，重的走二三十里不等。行进途中暂时休息之时，不把背上的货物取下，只是用丁字形杵拐支撑脊背以便歇气。每次休息都会把杵放在硬石块上，时间久了，铁制的杵头就在硬石上留下了至今仍然清晰可见的窝痕，记录着茶马古道上的艰辛。从康定到拉萨，除了翻山越岭之外，还要经过荒凉的草原，茂密的森林，广阔的平原。途中攀登陡峭狭窄的岩壁之时，若有两马相逢，则进退无路，只能双方协商，将其中一匹马丢入悬崖之下，以便对方的马匹通行。长途跋涉，栉风沐雨，骡马和驮牛只能用沿途的草来饲养。川藏道上的驮队还需要自备武装以便自卫，同时携带幕帐随行，每天只能走二三十里的路程。而且青藏高原之上，天寒地冻，空气稀薄，气候变化诡异莫测，更增加了运送货物的难度。民谚说：“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生动地描述了川藏道上行路难的情况。川茶就是在这种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运往藏区各地的，川藏茶道也正是汉藏人民在这条几乎无法走通的地域里开拓的。
川藏茶道的开拓带来的交通便利和贸易繁荣，促进了川藏道沿线城镇的兴起和发展。位于大渡河畔的泸定，在明末清初之时还不过是一个区区的“西番村落”，川藏道在此通过后，泸定却成为南路边茶进入打箭炉的重要关卡。清代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在泸定建铁索桥。外地商人也开始来到泸定。到宣统三年（1911年）将其设为县治，1930年时泸定凭借其地理优势已经发展成有商贾三十余家的一个县，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的转运之地。康定更是在元朝时期一片荒凉，各地商人到此进行贸易之时，只能搭起帐篷竖起锅桩，以便食宿，直到明代康定才形成一个村落。随着川藏道的兴起，藏汉贸易也随之南移，以至康定逐渐发展成为边茶贸易的中心。清代雍正七年（1729年）设置打箭炉厅，并屯兵戍守，一时间各个民族都来到这里进行买卖，也从此打破了“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大批的藏商翻过静宁山来到康定地区，大批的陕商和川商也从内地涌入康定地区。这个城市因茶叶集市这个经济原因而兴起，却成为了汉藏两个民族交流的政治性的聚集地。茶市贸易以“锅庄”为媒介，从清代雍正到乾隆时期，锅庄从13家发展到48家，形成了相当繁荣的商业，也由此成为西南边陲的一大都市。此外还有里塘、巴塘、道孚、炉霍、察木多（昌都）、松潘等地都是在川藏茶道兴起而发展为商业城镇的。总之，茶市贸易是促进川藏道的开拓和川藏高原城镇兴起的重要因素。
滇藏道始于唐朝，它与吐蕃王朝的对外扩张和与南诏的贸易活动紧密相关。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吐蕃王朝的势力进入云南西洱海北部地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吐蕃王朝设立神川督都府，并在南诏设置官员，以便对南诏的白蛮、黑蛮进行管理。吐蕃在南诏的势力促进了双方贸易的发展，其中茶马贸易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贸易。南诏与吐蕃的贸易通道与今天的滇藏公路有些相似，就是从今云南大理出发，北上经剑川、丽江，过铁桥城继而沿江北上，由锛子栏达聿赉城，再前行到盐井，沿澜沧江继续北上至马儿敢（今西藏芒康）、左贡，至此可分两道前往西藏：一道经过八宿邦达、察雅到昌都；另一道直接由八宿至波密，再过林芝通往拉萨。这也是滇藏道的形成过程。
历史上滇藏线茶马古道有三条道路：一条从内江鹤丽镇汛地塔城，经由崩子栏、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到达西藏；一条以剑川协汛地维西为起点，途经阿得酋，在此与上一条道路相合抵达西藏；一条从中甸出发，路过尼色落、贤岛、崩子栏、奴连夺、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其主要通道与今滇藏线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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