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要问武夷山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我想，“了解”武夷山的人都会争先恐后地代表武夷山(毫无疑问只要是人，其实谁也代表不了武夷山)告诉你：武夷山是理学输入南方的转运站，是规模最大的理学的生产加工基地和理学产品批发零售的集散地。当然，以上答话的语言方式是我代为归纳的，我相信他们的表达比我要优雅得多。但这无伤大雅，其内容绝对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这种观点成为不争的公论，不仅因为“程门立雪”几乎和“断臂学佛”拥有同样崇高的美誉度;不仅因为程颢老师望着弟子杨时、游酢南归武夷山时的背影，而发出“吾道南矣”的欣怀慰叹;更因为百余年后，一个住在武夷山五十多载叫做朱熹的老夫子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也就是理学最大的生产商经销商，其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售了八百余年，依然是今天读书人不能不消费的食粮和营养品，并且还远销海外。
但如果因为这，就简单地认为理学是武夷山的荣幸和骄傲，我实在不能苟同。如果说理学是一粒种子，那么武夷山无疑就是适合这颗种子生长所需要的不可多得的土壤、阳光、空气和水分。也就是说恰恰因了武夷山，理学这颗种子才不至于零落成泥，才有了生命的依托，才绽放得如此绚烂。
我曾经无比惊讶于历代渊博的读书人居然都把武夷山的理学误读为孔孟的传承，儒学的正统。仅仅因为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和胡安国的《春秋传》以及蔡沈的《书集传》等书后来被钦定为科举取士的经文定本吗?要知道在上帝长期缺席的东方，读书人始终履行着神职。他们丰厚的人文背景很容易就把屈原当作标准的人生来景仰，而完全忽略了陶渊明们原于自然的真实的生命方式。因而，事实上读书人充其量只不过是人文羊水呛出来的生命变异的延伸，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没有任何本质上可以值得借鉴的。他们不知道理学是什么，也就不难理解了，正如他们不知道青苔是什么一样。
中国人很早就从自然当中获得了符合自然的生命方式，这不知让伽利略之后的西方人感到怎样的自惭形秽。《周易》是第一道揭示自然属性的生命景观。诸子百家中，当孟轲、荀况和墨翟们为人性问题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只有“守形而忘身”的庄周成了自然长出的唯一的一片叶子。此后因不可遏止的文化泛滥使人类的自然属性被铺天盖地的精神迷雾所淹没，直到南北朝陶潜的真实回归和简单生命的浮出。
而理学正是继周易、庄子、陶令之后第四次自然对人性复苏的浪潮，并第一次开始对自然根源的探究。宋代是我国全景式人文序列扇行展开的时代，文化的纷繁较之前代唐诗的单调多少让人感到鸟瞰的晕眩。正是在这样一个纷纭的时代，常在洛水和黄河边散步并略有所悟的邵康节，写了一本《皇极经世》，在意识领域揭示了自然生命中理的存在，而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则把贯穿自然万物整个过程的理(太极)在客体世界和自然生命中抽离出来，让你看明白后又安放回去。这就是理学思想的来源。
朱熹的理、气学说不仅得益于濂、洛、关学的启示，更源于自身“天问”的自然禀赋。他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根本，而气发育了万物。这种纯粹源于自然的哲学，实在没有理由强制性地把它嫁接到建立在人性构成的社会基础上的儒家学说的裙带之下。诚然，正如对万物生命的关注一样，朱熹们同样不遗余力地对孔孟哲学进行了全面的理的揭示。
二程当然不知道自己“道南”之后，会有一片叫做武夷山的自然山水成了豢养这一门学问的承载物。但事实上，武夷山确实是理学最好的栖息地。只有自然(天地万物)真正处于自然(不受扭曲)的状态，才有可能理顺气畅。有感于自然受到了严重的异化，特别是人文的污染，他们的老师周敦颐才格外倾情于在污浊的生存环境里能保持自然生命真实心性的莲花。无独有偶，武夷山脚下五夫里的十里荷花同样孕育出了对理的思索的胡安国以及他的子侄胡宁、胡寅、胡宪、胡宏们，当然还包括朱熹的蒙师刘屏山以及后来成了朱熹岳父的刘勉之。“程门立雪”南归之后，杨时就和胡安国、刘勉之一起把他师祖周氏的莲花移植在武夷山这一片荷叶之中。而游酢索性就在武夷山中筑“水云寮”，让理学与武夷山的水云同居一室。
理学不是书斋里养出来的学问，因为理在演化着自然，但又始终藏在自然的背面。只有让自己的生命徜徉在天地万物之间，才能获得自然的心性，也就是理同时所赋予的。因而理学大师们包括朱熹，虽然也偶尔去做做官什么的，但都没有花去他们一生中太多的时间。他们生命的大多数都集中在武夷山这样一片山水的集成里。理往往就和云雾一样，很容易在没有被污染的环境里浮现其真实的身影。在武夷山中，备受景仰的朱熹的武夷精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以自然为师的大学，朱熹自己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学子，并因之使武夷山成了名副其实的“理窟”。此后其弟子及传人们在山中遍筑书院，采集自然之精气而颐养。自蔡元定家学以降，直至明朝王守仁的“阳明学派”的崛起，武夷山始终作为理从自然输向人类的无可替代的神圣通道。
在这里，我绝对无意于向谁展示理学的成就，同样无意于告诉谁理学的成就给武夷山带来了什么。事实上，它没有并且也不可能给武夷山带来什么。就象任何“创造”性的文化包装都不可能让一个少女的青春增值一样。而恰恰相反，自然孕育出的理学，并不见得保留了全部的自然属性，因为它的文化张扬性外延，雾障一样盘绕在武夷山之上，并死死地笼罩住这一片圣洁的山水，使武夷山承受着根本就没有义务承受的负重。我要对“道南理窟”做一次清仓盘点，当然不是如数家珍般把它们翻出来晒晒太阳，而是要把理学的库存暂时打包一下，搁在一边，从而让武夷山恢复毫无负担的自然心性。这样的话，我相信武夷山还将输出的自然启迪绝不仅仅限于已被认知的理。
当然，正如来自自然的理学不是来自人性的儒家学说的传承一样，理学同样不是一种宗教。我们总是过于严肃地去想象理学的神圣性，甚至不无小心翼翼地爬进它高高的门槛，去朝觐这种貌似宗教，而本来只能叫做文化思想的玩意儿。我们很简单地就能找到理从自然输送出来的通道，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从这个路口走进去，去看看自然的背后呢?这样，也许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景仰、感恩和爱，而不是朝圣。如果还需要别的什么的话，那就是力量，我相信庄周、陶渊明、周敦颐们一路上都会给我们提供精神补给的。
撇开它的自身价值不谈，理学无时不在地飘荡在武夷山的上空，确实没有给自然的纯粹性带来多少美好，或许还有些许亵渎之嫌。但我们也不能认为它对武夷山就那么一无是处，因为它至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而武夷山正是这扇通往自然、甚至通往自然背后的门。我们只要稍稍留心就有可能从这里走回我们曾经出发的地方。尽管更多的时候，我们总是无奈地拥挤在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