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风俗是根据“二十四节气”和生产的忙闲逐渐形成的，也有以生产、生活、祭祀、纪念、避疾、祝贺等的需要而形成的。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的节日风俗，纯系民族民间自发自愿形成的。
综观中国传统节日风俗的形成及其变化规律，在目前传承下来的节日风俗中，有其共同的特点，也有其异同的特点。以总体的形成、变化规律分析，主要有以下特征。
礼仪性
在众多的节日风俗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节日的来往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节日来往，可以说是人际关系、家族关系带有集体性的桥头堡。通过这种正常的来往，可以互相问寒问暖，密切人际关系，交流生活信息，总结发家致富的经验。实践证明，它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从过年（春节）开始，差不多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重大的节日，随即开展了礼尚往来的来回循环活动（附图）：大年正月初二起，嫁出的姑娘（包括外甥、晚辈亲戚）要给娘家行拜年礼，礼品多为面糕、点心等；过了正月初五，娘家人要给外甥送灯笼；清明节，外出的家族成员、嫁出的女儿，要给祖先送纸、祭祖‘麦梢黄女看娘，卸了拨枷娘看冤家。”
就是说小麦快成熟的时节，新出嫁的女儿要拜望娘家人，表示关心娘家夏收的准备情况。等待夏收后，娘家老人要看望出嫁的女儿家的收获情况；端午节，娘家要给女儿送粽子、油糕、绿豆糕（也有互送的）；中秋节，女儿、女婿要给娘家送月饼；重阳节，娘家要给女儿家送花糕。这样一来一往，年复一年，循环不己，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制度。在这样礼尚往来中，基本上是对等的，充分地体现了“礼尚往来”的观念。但在送的礼品中，一般是女儿、晚辈要比娘家、长辈送的礼品重，价值大，这大概是女儿、晚辈要尽到孝道的表现吧！这是节日风俗一个显着的特征。
理想性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无管农事节日、祭祀节日、庆贺节日、娱乐节日，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的。如春节活动，是一个综合性的盛大节日，每年农历正月，正是农闲季节。人们在一年辛勤劳动之后，正要休整生息，总结经验，以利再干。所以把春节活动，作为庆祝丰收、展示成绩、交流信息的日子来庆祝。为什么不在正月以前举办这样的节日？因为在这以前，正是严寒的冬天，束缩人们的手脚。正月期间是“立春”的气节，这个时候天气慢慢暖和起来了，适应举办大型的娱乐活动。
其他如元宵节，其目的是春节的继续，以展示花灯为主。花灯象征着科学文化知识，人们要大显手艺，表现一番。清明节的理想和目的，主要是为了‘镇终追远”悼念先祖。端午节的原意是为了健康身体，趋邪避疾。开始以吃角黍、插艾叶、饮雄黄酒、戴香包为主要活动内容。中秋节的共同理想是希冀家人团结，共同过着美好的生活，故以“拜月”活动为1o“十五月儿圆”，象征着团圆的意思。重阳节主要是提倡远游、登高、开阔视野为目的，所以有登高望远、插茱萸、娘家人给女儿家送花糕的风俗。花糕的“糕”（谐音高），取步步登高之意，也可作为登高、远游的干粮。
茱萸是野生植物，到野外采集几株茱萸回来，有纪念意义。腊八节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展示农业丰收。这一天，熬上一锅体现农业大丰收的各种米、豆、干果混合而成的粥，让全家人吃，鼓励人们，教育小孩，要勤劳生产，才能丰衣足食。
综观以上叙述，凡能形成一个被人们公认的重大节日，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的。没有理想和目的的节日，是不会存在的。至于节日产生的原意，随着时代的推进，有所演变，有所更新，甚至增加了别的内容，也是屡见不鲜的，如端午节纪念屈原、清明节纪念介子推、腊八节增加了纪念释迎牟尼的宗教色彩。但这些新增加的内容，仍然不失为传统节日风俗具有理想性的特征。
时代性
节日风俗的形成，有它的时代性和时代局限性。如元宵节看花灯的风俗，形成于汉化《史记》记载说“汉家以望日祀太一，从昏到明，今夜游观灯，是其遗迹。”唐以后这种风俗更盛行了，并且写进文艺作品之中。据五代的王仁裕撰写的《开元天宝遗事百枝灯树》中说“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彩夺目也。”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忆北宋的首都汁京（今河南省开封市）的繁华胜景时，写道：
“正月十五元宵，大内（宫廷）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根据以上史料的记载，元宵节观灯之盛况，只能产生在封建社会的中期，文化比较发达、物质比较丰富的时代。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和以前的奴隶社会，是不会产生这样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元宵节观灯活动，也形成不了这样的固定风俗。所以时代性是节日风俗的一个显着的特征。
民族性
民族性受地域性的支配，原始人因居住的地域不同，水土环境不同，谋生的方式不同，逐步分化为肤色不同，语言不同，风土人情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各个民族。在各个民族中都有自己的民族节日，以及和节日相适应的风俗习惯。这种节日风俗，有着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色；又由于互相借鉴、渗透的作用，有许多节日风俗有相类似之处。如年节风俗，在许多民族中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别具特色。如蒙古族很讲究过“大年”和“小年”这两个节日。他们把春节叫做“查干萨日”（白色的新年），居住在农业区和城市工矿区的蒙古族，过“大年”和汉族相仿。牧区却不同，在腊月十五以前，要把牛羊宰好，把洁白的哈达放在肉上，送给亲友。过“小年”之后，要清扫蒙古包内外，并且开始“调马”，做新蒙古袍、蒙古靴、购置毯子、奶桶、锅盆等。
蒙古族年三十日晚上，也有“守岁”的风俗，但他们和汉族不同，是在当天晚上全家老少席地围坐在矮桌旁，桌上摆满一盘盘香喷喷的肉食、奶食品，以及糖块、香烟、美酒等。矮桌上放一张大纸用蒙文整整齐齐地写着祖先的名字。深夜开始饮酒进餐，儿女们要给长辈们敬酒祝愿。
藏族过年是别具风格的，他们在藏历年的初一，男女老少见面都要互道“扎西德勒”（吉祥如意、“洛萨尔桑”（新年好）。在新年里，孩子们燃放鞭炮，大家喝青棵酒、酥油茶，互相祝酒问好。
牧民们点燃着熊熊的簧火，尽情歌舞，通宵达旦。节日期间，民间还普遍举行角力、投掷、拔河、跑马、射箭等比赛活动。
在各民族的节日风俗中，有很大的差别，充分地体现了各个民族的特殊风貌和独特性格。如彝族每年一到“虎月”（阴历七月），他们热热闹闹地过起了“火把节”，各个村堡部要杀牛煮着吃。杀牛前先用木棍或斧头把牛打昏，然后杀之，谓之“打牛”。
晚上人人举火把，聚集在大街上或村堡宽敞的俱子上，开展斗牛、摔跤、跑马和弹月琴等项活动。这种风俗，表现出彝族人民勇敢、强悍的民族性格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生活。
传承性
节日风俗经过世世代代的流传，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形式，在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中，具有强大的制约能力，它可以使本族地区的人民共同遵守而不可逾越，它虽不是法律，但有法律的性能，谁要是违犯了风俗，就要受到千百人民群众的指责。所以我国《礼记·曲礼上》有规定“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由是观之，民俗具有很难改变和可以改变的二重性。
节日既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风俗，就决定了它很难取缔的特点，它只能继承发展，在继承发展的过程中，加以改造和补充，这就给予节日风俗具备有传承的特征。今天流行在民间的节日风俗，都是从远古时代传承下来的，仍然为今天人民所共同遵守，共民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活动。如春节拜年；元宵节闹花灯；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拜月；重阳节送花糕；腊八节吃腊八粥等节日风俗，都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有继往开来、慎终追远的作用。它秉承了先人的遗志，又启迪未来，教育后人，把这些古老的精神文明，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以推动时代的前进，创造出崭新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同时，节日风俗又是维持社会秩序和联系亲属、朋友之间的纽带，通过节日活动，增强民族感情，使人民生活得更有意义，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所以节日风俗的传承性特征，是一个顺乎自然发展的必然规律。
变异性
上面谈过了节日风俗“很难改变”的一方面，现在再谈节日风俗“可以改变”的一方面。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前进的，没有矛盾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节日风俗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竞争和发展的过程。随着时代的演进，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对传统的风俗，必然受到历史的批判。对其优秀的风俗，后人继承下来，并且在继承的过程中，加以补充和改进；对其不健康的风俗，要加以改造以至于取缔，这是节日风俗产生变异现象的客观原因。
另外，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更，以及自然环境的转变，节日风俗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变异的现象。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如元宵节是古代人根据历法和月相的关系，每月十五必逢满月，称之为“望”。满月象征着团圆、美满，所以把这一天看作是最吉利的日子。在这天有祭祀天地、祈求福佑的活动。到了汉代，由于“五斗米道”（道教派）的影响，把天、地、水当作人格神，尊为“三官”，又称“三元”，认为他们能消灾赦罪，降福于人类。
以后道家又把“三宫’、‘生元”与时令节气相配，规定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三元中，上元最受重视，因为这是天地赐福之日。这一日又正当年初，所以人们以隆重的仪式庆祝上元，祈求得到全年平安，百事如意。
元宵节开始形成就有张灯、看灯的活动。到了唐代，元宵及前后各一日，正式订为国定的例假日，官署停止办公而观灯，《两京新记》就有“救许金吾驰禁，以看灯”的记载。唐玄宗先天二年上元之夜，大开宫门，在宫外“作灯轮高二十丈……燃灯五万盏，簇之如花树”，命宫女及长安少女少妇等千余人，前往观看。从此历代皇帝都在元宵节“御楼观灯”，表示与民同乐。元宵节的观灯活动，就流行在民间了，发展成为吃元宵、走亲戚、送花灯等风俗。
宋代把元宵节放灯活动写进法律，上元放灯由三夜增为五夜。民间观灯之风，盛况空前。元、明、清三代，元宵节仍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明代《永乐七年诏》记载‘上元节自十一日为始，赐节假十日。”足见元宵节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
直至今天，元宵节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除吃元宵、放焰火、玩花灯外，还增加举办更盛大的灯展、书展、猜灯谜等项活动。古代的观灯，只限于油灯、漆灯，或燃香、燃蜡等，那时的“火树银花”，也不过只限于小手工艺罢了，而近代进入电子、原子的时代，电器化和机械化，给灯展增加了崭新的内容。
我国有许多传统节日风俗，在全国各地、各个民族中，都普遍地流传着。但由于民族不同，地区差异，同样的节日风俗，在传承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的变异。如端午节风俗，除都有插艾叶、饮雄黄酒、吃粽子等习俗外，在我国南方则多以赛龙舟、纪念屈原等活动。在我国北方则多以戴香包、互送香药等活动。端午节在少数民族中，更有千变万化的变异，如居住在小凉山的彝族人民，他们过端午节是以采药为中心内容。端午节这一天，他们纷纷上山采药，或三人一群，或五人一伙，肩扛药锄，身背筐，天蒙蒙亮就出没在高山、深谷、河边、沟口，遍尝百草，辛勤采集，构成一幅“佳节添茱萸，男女采药忙”的生动场面。节日随着年代的推移，同为一个节日，但具体活动不一样，这就是节日风俗发生了变异的结果。
群众性
风俗习惯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积累，为众人所创造，它具有集体化、大众化的特点。中国学者黄遵宪说“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而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至成，虽其极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然。”这就是说，人民群众在创造人类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各自民族的风俗习惯。节日风俗一经形成，就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所以说节日风俗的群众性，也是一个显着的特征。
节日风俗既然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那么它的改革和变异，也是由人民群众做主。它和各朝代的“法律”不一样，法律是政府规定的，随着政权的灭亡，这个法律就会自然地消失了。而节日风俗则不一样，它是人民群众自发自愿形成的，它有广泛的民主性，能够流传千古。如清明节扫墓的风俗，一代一代地承传下来。不仅在汉族中有这样的风俗，就是在其他兄弟民族中，也有类似的风俗活动。这种风俗不仅在民间盛行，就是在历代的官方，也提倡这种活动。如唐高宗（李治）在一年清明节，在渭阳为征战有功的亡魂举行一次祭奠，他赐给群臣每人一个柳条圈，戴在头上，为之悼念。现在我国每年清明节，有祭奠黄帝陵、祭奠革命先烈等活动。于是清明节祭祖、扫墓的风俗，变成了全民性的风俗活动，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地方性。
各个民族的节日风俗，除具有普遍的共同性外，也由于长期居住的地方不同，形成各自不同的地方风俗。这种地方风俗各具特色，突出地体现了地方性的风土人情，抒发了该地区土生土长人民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谈笑风生，入木三分地贯穿在节日风俗活动中。听其声，如见其人；观其活动，谙其地方色彩。
即就是同一民族，因居住的地方不同，在一个普遍流行的节日风俗中，也有不同的地方特色。如中国的汉族人民，居住在南方沿海一带，喜食大米、鱼虾，爱好水上的活动；居住在北方黄土高原地带，喜食麦、黍、大肉，爱好陆地活动。在他们的节日活动中，无不打上地方的烙印。同是南方气候或北方气候，也有地方性的差别。人常说中国东北地区有“三怪”，地处关中平原的陕西有“八怪”。怪者，奇也，别具特色的意思。所谓“怪”就是地方特色，姑且不谈“怪”的内容。
同样的春节，各地人民的庆祝活动，都有差异。陕西关中地区年节送礼，多为糕子、包子、油塔等；陕北多为黄米膜模、炸糕、摊黄、油窟连等二陕南多为枣糕摸、豆制品、黄酒、甜酒等。这种诸多的地方产品，反映在众多的节日风俗活动中，体现了体态多姿的地方特色。所以，节日风俗的地方性，无疑也是一个显着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