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于1905年（光绪乙巳年）进入上海澄衷学堂求学，第二年夏天离开，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澄衷共有12个班，课堂分东西两排，最高一班称为东一斋，第二班为西一斋，以下直到西六斋。那时候还没有严格的学制，用现在的名称来分，前六班可算为中学，其余六班为小学。一开始，胡适进的是东三斋，相当于初二，下半年升入东二斋，相当于高一，第二年又升入西一斋，也就是高二了。极为难得的是，在澄衷学堂时期，胡适给我们留下了他存世最早的日记，从1906年2月13日开始，至同年7月26日止，共90余篇。
胡适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一本名为《国民读本》（Citizen Reader）的书，是西洋人Arnold Jorster写的，这本书对胡适今后的人格养成和社会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光绪丙午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国民读本》一书，其于国家政治（法）律，以及成人之道、自治治人之理，皆推阐无遗，其中哲言法语足为座右铭者，不可胜数。”胡适并且翻译了其中的两条格言：自治者乃治人第一着手处也；毋以不义加人，亦毋受人不义之加诸我。胡适还把上述格言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做了联系。
在此前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胡适还节译了《国民读本》中“论选举”的一段，叙述的是秘密投票(Ballot)的程序。胡适一生重视选举制度、赞扬无记名投票，和他早年读的《国民读本》有很大关系。四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胡适摘译了《国民读本》所论法律之公例六条：1.凡人对于法律皆平等；2.凡人未为他人证其有罪之前，皆当以无辜待之；3.同一罪名不能经二次之裁制；4.公堂皆洞开，恣人观审；5.凡人不能裁制关切己身之讼事；6.法律不能以一人私之。这些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一罪不二罚”、“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等法律原则，这是文明社会中每个公民应当知道的常识。
读书之余，胡适还频繁地参加各种社团活动。胡适澄衷时期的90多篇日记中，涉及社团活动的有50篇左右，也就是说，胡适平均每两天参加一次重要的社团活动。这些活动有校内的，也有兄弟学校的，甚至还有社会上的，其中最重要的有自治会和集益会。
自治会即“学生自治会”，就是现在的学生会，只是这个简称把最重要的两个字给省略掉了。自治会选举职员时，胡适以18票被选为会长。所谓集益会，顾名思义，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座谈会或者交流会。胡适三月二十日的日记，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一次集益会的情况。会上有讲文字学的，演说“泰丕”二字的意义；有讲时事的，演说南昌教案；还有演说光学和算术的。
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还记述了他在“自治会”颇为得意的一次演讲，题目是“论性”。他驳孟子性善的主张，也不赞成荀子的性恶说。他承认王阳明的性“无善无恶，可善可恶”。他那时正读英文的《格致读本》，懂得了一点最浅近的科学知识，就搬出来应用。孟子曾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胡适说：孟子不懂得科学（格致），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和地心吸力的道理。水无上无下，只保持它的水平，却又可上可下，正像人性本无善无恶，却又可善可恶。这篇“性论”很受同学的欢迎，他也很得意，以为真用上科学了。
胡适还把触角伸向了校外，初步显露了他爱管闲事的性格。当时，旅沪安徽人士筹划成立安徽旅沪学会。胡适对旅沪学会章程甚不满意，因此作一驳议，寄给方守六等发起人。该信长三千言，其要点是：先就学界入手，不掺他界；学界外，各业各举一代表，每次与会旁听；会计一职当设，不得由书记兼任。后来，旅沪学会由方守六提议，每县各举代表一人。胡适也“甚不表同情”，因此又作书与之辩论，提议学界、商界二界宜作分别。
方守六对胡适的观点表示认同，并约他一晤。二人见面后，方守六勉励胡适须学演说，胡适听取了该意见。至于胡适所言代表一事，方守六说“吾侪亦是敷衍”。胡适听后感慨地说：“呜呼，此等人可与办事耶？”当时，胡适才14岁；而方守六，则是《大公报》创刊后的第一任主笔。
胡适是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但我更愿意用“公民”来称呼他，正是因为把自己看作一个公民，胡适经常忍不住要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也才对政治怀有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既不远离政治，又不离政治太近以至于“当局者迷”，而是始终保持恰当的距离，不急不躁。
在我看来，胡适是20世纪中国难得的一个合格公民，同时也是一个难得的公民教员。21世纪的我们，想要把自己培养成合格公民，不妨从胡适身上学习一些东西。胡适不是一生下来就成为合格公民的，它需要一个过程的慢慢学习和训练。本文关注的就是他在澄衷学堂时期所受的公民训练，我们可不要忘了，那是在大清帝国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