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所有的奖项都是评委评出来的，而评委是人，自然会显示出人的偏好，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例外。一般人都以为获奖的都是最伟大的作家，其实不然，伟大不伟大，一下子是看不出来的，有的当红作家热闹的很，貌似好伟大的样子，可没过多久被人遗忘了，这种例子挺多的，诺贝尔奖也不能免俗，也曾经颁给过一些平庸者。不过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另一种情形，评委过于放任自己的爱好，有时居然会把文学奖颁给政治家，史学家，甚至哲学家，比如丘吉尔（1953），蒙森（1902），罗素（1950）。
英国人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 1872-1970），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界的大佬，同时还是一位数学家，年轻时曾经用十年时间完成了三卷本《数学原理》，而后由数学出发进入哲学，到了孔子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龄，写完《西方哲学史》。这本书有中文本，洋洋洒洒80多万字，历数从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笛卡儿、斯宾诺莎，再到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各种西方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跨度长达2500年，可谓煌煌巨著。
那么作为哲学家和数学家的罗素，为什么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这得从二战说起。西方人以前喜欢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解释历史，解释战争，拿破仑打过来，俾斯麦打过去，为了利益该征战时征战，该联姻时联姻，谁也不欠谁，但是经历过奥斯威辛、达豪之后，饱受蹂躏的欧洲人忽然明白，潜藏于人性中的邪恶，才是灾难的真正起因，而这一点，罗素在他的著作中早有分析和预言，战后的幸存者读起来能不心悦诚服？何况这人的文笔很漂亮，很流畅，一部哲学史写得跟聊天似的，这就让斯德哥尔摩的那帮瑞典人找到了授奖的理由。
同样作为思想的巨人，罗素与自己的前辈哲学家是很不相同的，他的哲学很澄澈，把思想放在生命的大背景上，像秋天的树，没有那么多繁枝杂叶，一目了然。他之所以能把自己的思想梳理得这么简洁，完全得益于他钟爱的文体。黑格尔、康德的哲学著作充满了逻辑和思辨，一般人读起来好辛苦。记得我念中学时，正值毛泽东号召大家读一点哲学书，读一点马列，那些马列著作里不时会穿插引用一些黑格尔、康德，拿来进行批判，可那时我的脑子不够用，光是看那些“错误的”观点头都晕了，哪还有精力去领会“正确的”思想？罗素不一样，他的文字是非常随意，非常散文化的，充满了即兴发挥的智慧。
他曾撰文讽刺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认为正是在培根的影响下，现代人把知识分成了“有用的”和“无用的”两种，什么是“有用的”知识呢？罗素说当然主要是指科学技术，因为可以刺激生产力，没有那些知识，“我们就没有机器、摩托车、铁路、飞机；进一步说，我们就没有现代广告和宣传事业。现代知识使得人们的健康状况大大改善，同时也发现了如何用去毒气绝灭大城市。”（江燕译，下同）那么“无用的”知识又是什么呢？是文学艺术，在培根看来，一个官员哪怕弄清楚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唱的究竟是什么歌，也不会因此得以从市长提拔为总理，因为那种知识毫无用处。
罗素不这么看，他认为文学艺术是对心灵的熏陶，没有经过熏陶的心灵，掌握多少“有用的”知识都属徒劳无益，有时甚至还有害。
……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忽视了对人的理想训练如同技术训练一样必要。未经训练的人性中存在着许多残忍野蛮的因素，它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程度不同的表现出来，例如小学生欺辱新生，戏弄穿着特别的人，很多妇女（不少男人也一样）背后说长道短，使人痛苦，西班牙人喜欢斗牛，英国人喜欢打猎和射击，同样残酷的冲动以更为严重的方式表现在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杀害和俄国人对富农的残杀。（罗素）
鲁迅也有过类似的看法，他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如果精神是冷漠麻木的，那么身体愈健全，反而愈有害，所以他后来弃医从文。基于同样的理由，罗素非常看重“无用的”知识。
“无用的”知识最重要的优点是能提高心灵的沉思的习惯。……在思想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去寻求愉快的习惯，是对抗愚昧无知和过分争权的一种保护措施，是在不幸中保持沉着，在忧虑中保持平静的方法，只有透过宽广而较少烦闷的明亮之窗，生命之中较为悲惨的部分才能变得有忍耐力。心灵的沉思习惯具有遍及于最浅薄到最高深之处的优点。例如从挨跳蚤咬、火车误点或是与贸易同行争吵等这些小烦恼开始。这样一些苦恼似乎很不值得做出英雄主义的反应，然而它们对人们的刺激却破坏了许多人的善良习性和生活乐趣。……（罗素）
奇妙的学习不仅能使不愉快的事变得较少不愉快，而且也能使愉快的事变得更愉快。我之所以喜爱桃杏，是因为我知道它们早在汉朝时就首先在中国培育起来了，后来经过卡里斯迦王扣押的中国人质把它们传入印度，不知什么原因又传入波斯，公元一世纪又到达罗马帝国；“杏”这个字与“早熟”一词同出于拉丁文，因为杏成熟较早，而开始的字母A是由错误的语源学之误加上去的。所有这些都使得这种水果吃起来味道更鲜美。（罗素）
人的一生会有各种遭遇，“有用的”知识也许可以给人带来功利主义的好处，也正因为这些知识具有功利性和工具性，随时可以拿来“用”，所以更被人看重，也更容易被人记得。充斥于现代生活中的知识，多半属于这类。可谁又能保证自己，在漫长的岁月中不会遇上灾难和痛苦？“浅薄的愉快可以解除实际生活中的一般苦恼，而沉思的更为重要的作用，则关系到生命更大的苦难和死亡。”
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工作忙，节奏快，通行的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似乎稍一松懈钱就没了。许多人羡慕大都市的生活方式，觉得那些匆匆的脚步，走向的是无限美好的未来。罗素对此有自家的看法。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闲散颂》（In Praise of Idleness），批评工业文明时代杂乱无章的生活状态，希望青年会的头头看过后，能开展一场运动，引导善良的年轻人无所事事。他先从工作说起：
我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工作过于繁重，工作即美德这种信念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人数从事铁钉生产，每天工作八小时，生产出来的铁钉足以满足世界的需要。当有人发明了新技术，使得同样的人数能生产两倍的铁钉，但全世界并不需要这么多铁钉即使降价销路也不会再增，在某个理性的世界中，经营铁钉的人都会把八小时工作改为四小时，这样其他一切会照常进行下去了。可是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认为这样做会引起混乱，因此仍坚持八小时工作，结果铁钉过剩，有的工厂破产，半数铁钉工人失业。（罗素）
必须承认，明智地利用空余时间是文明与教育的结果。一个习惯于整天长时间工作的人，一旦空下来，一定会感到厌烦。但一个人一生中没有充分的闲暇，就接触不到许多美好的事物。……人类的生存虽然需要一定数量的体力劳动，但体力劳动显然不是人生的目的，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该把每个筑路工人看得高于莎士比亚。……有闲阶级为我们所说的文明的绝大部分贡献了力量，例如艺术的培养，科学的发现，写作、阐述哲学和提出文雅的社会礼仪等，甚至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也常常发轫于上述种种文明的事业。没有有闲阶级，人类绝不能脱离野蛮的阶段。（罗素）
这些用散文语言表达的睿智卓识，迷住了战后的西方人，当然也包括诺贝尔奖的评委。世上出了一个这么优秀的人，总不能视若无睹吧？于是他们决定把1950年的文学奖颁发给他，相信不会引来小说家的嫉妒，何况那年没有出现具备竞争力的小说家，加缪还没写完《鼠疫》，海明威移居古巴不久，正在埋头构思《老人与海》，更何况诺贝尔生前没设哲学奖。瑞典人的授奖词是这样说的，“罗素的见解深刻明智，文笔简洁，严肃中闪现机智，其作品显示出只在少数卓越的作家身上才具有的特征。”把文学奖授予一位哲学家，莫非是想告诉哲学界，哲学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文学？
在世俗社会眼中，哲学家是最没用的，不食人间烟火，整天捣腾一些古怪的想法，比作家都不如，作家有时还可以即兴吟诗一两首取悦官宦大人，哲学家能贡献什么呢？罗素在北京住过一年，那时北京叫北平，他在北大任客座教授。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五四运动的狂飙时期，大家对这位西方哲人充满了期待，期待他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出谋划策，说得直白一些，期待他提供“有用的”知识，拯救这个庞大而嬴弱的帝国。罗素发表了几次演说，说了不少东西，比如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东西方人对快乐的不同理解，他谈论心灵，谈论如何做人等等，这些东西被当时的知识界认为是“无用的”，知识界认为“有用的”是布尔什维克，紧随其后的还有杜威，杜威的实用主义里可全是“有用的”知识。
也许生活在庭园式的院落里，罗素对中国文人闲适的生活方式极其着迷，认为符合他心中的理想。不过他的理想只是他对东方的臆想罢了，这种臆想在同时代的大作家庞德、布莱希特和博尔赫斯身上都发生过。如果他知道中国文人貌似闲适的生活，其实背负着沉重的传统负担，而且那种闲适有许多是用向皇权献媚换来的，大概就不会那么着迷了吧？
罗素在自传里写下了这么一段名言，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ly strong, have governed my life: the longing for love,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nd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 of mankind.（三种单纯而又异常强烈的激情，主宰了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无法抑制的同情。）这是英语文学里的经典段落，跟马丁·路德·金的梦一样有名，是英美文科学生琅琅上口的范文。一个人若是懂得爱和求知，并懂得怜悯他人的痛苦，他的内心一定是强大的，而这种强大的源泉，恰恰来自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