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这是冯唐在《智族GQ》七月刊上发表的公开信。这篇关于名声的独白里，他告诫你成名要晚。
名声：
你好。我感觉你离我越来越近了。我可能要红了。
以前在飞机上被人盯着看完一阵，常常被问，您是不是周润发、黄晓明或者阮经天？现在常常被问，“您是不是冯唐？我在微博和微信里读过您的文章，在香港机场买过您的成人爱情小说，看不太懂，您最近还老上电视，甚至主持了一个真人秀，那是什么鬼？”今年夏天来临之前，我去了一趟纽约。一个活动上有个重庆姑娘说，看了您的《论一切》，后天请您去哥伦比亚大学讲讲《论文学和文学之外》。反正我去纽约也是为了卖《北京，北京》的英文版，就答应了。我后天去了，发现三百人的讲堂里坐了接近四百人。从2012年开始，我租了北京钟鼓楼以北一百多米一处旧庙的东配殿作为工作室。据说，此庙始于元代，当时叫千佛寺，明代叫清净寺，清代叫宏恩观，曾是慈禧的家庙，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某工厂的厂房。我在东配殿里相对清静地待了3年，尽管利用率很低，我能待的时候，就呆呆地待，喝茶、看书、码字、聊天、打盹，坐在屋檐下看大殿柱子裂成网纹的暗朱红表面，不一会儿，鸽子飞过去，雨点落下来。渐渐，我似乎能想象明末清初时候北京的样子，石涛、乾隆的心情。进入2015年不行了，工厂值守的阿姨和叔叔们开始喜欢和我聊天，间或还带着孙子、孙女来，说，这个叔叔是个大作家，常写一些你长大了才能看、才能看明白的书。我想，清静不在了，我得挪地儿了。
因为CBD在过去三十年以大北窑为中心渐渐形成，我故乡垂杨柳的方圆五里内也渐渐冒出一些精致好吃的馆子。请八十中的一个师弟在新翻修的京广中心吃新派北京小菜，师弟闷头吃，闷头喝，然后说，好吃，然后说，喝高了点儿，所以之后说的真心话是为你好，身边很多你的真朋友都有类似担心。然后师弟说：“你不该这样娱乐化！那个真人秀主持人的事儿就完全不该做！我们不忍这么看着你由高冷堕落到贱萌！”
趁师弟把好酒都喝完之前，我加紧喝了几大口，也说，我也喝高了点儿，我就坦诚地从一个战略管理顾问的角度、用一个文学比喻来阐述我对名声的看法吧。
第一，既然是好东西，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知道和接触？如果这个头是个大好头颅，为什么不让它戴上帽子让更多人更容易辨识？大好头颅躲来躲去，不戴帽子，也是欺世。
第二，戴上帽子之后，一定有人觉得此大好头颅是个傻屄，于是取消关注。这又怎样？如果这些人只是因为此大好头颅无名且美所以喜欢，这些人的心理有问题，远离这些人。戴上帽子，失去这样一些人，不会因此失去真正的美誉度，得到的是成倍的知晓度。
第三，有帽子是一种相，没帽子也是一种相。内心不必太执着于无帽子的相，也不必太执着于有帽子的相。有帽子，无帽子，都是一种经历，都需要亲尝，皆为玩耍。“戴过帽子，体会过，耍过，我懂得了（Been there and done that）。”
第四，戴着帽子，脑子不要过热，还需要好习惯去保持那个头颅还是那个大好头颅。人要定，进屋子就摘帽子，继续读书码字发呆想事。身留闲，一年里一定要空出来两三个月的时间，避免应酬，只摄入、不输出，多读、多写、少看或者不看任何评论。
第五，不必和太多人讨论帽子的美丑。既然戴帽子是相，投射到不同人的心识里就是不同的相，何必强求赞美？何必强调一致？何必消除噪音？何况，个体不是国家机器，根本不可能做到消除噪音、一致赞美。
第六，“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不要低头，王冠会掉。不要哭泣，有人会笑。”这个态度也太励志、太权谋，放松，戴戴耍耍，不留神，王冠掉了，掉了就掉了，掉了就索性长发飘飘。
第七，成名要晚，戴帽子要晚。名实相符，帽子和头颅配套，甚至帽子小一点儿、轻一点儿，脖子最舒服。但是头颅常常容易过热，失去金贵的自觉，帽子一旦戴到，超越引爆点，越来越大的帽子会越来越快地来到，没些阅历，通常招架不住。人生40岁完成上半场，下半场才开始戴帽子比较稳妥。
说完7点之后，我微醺地回到垂杨柳住处，又喝了一瓶啤酒，高了，睡了。梦见千万双手拿着千万只手机在我面前，突然一只手机变成一支手枪，一个声音高叫着：“你变了。”然后枪响了，一阵风吹起，帽子飞了，肉身也化成风里的一团，吹着帽子飞走了。我坐在山门前面的台阶上，看过往的姑娘，看光影挪动，就着一瓶凉啤酒，看一本冷僻的书，偶尔在页眉和页脚上写几句超简的诗。一个姑娘凑过来看，说，你丫诗写得不错哎，如果接着写十几年，你没准儿会红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