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这个社会事实上正在老去。不过，这并不等于我们要采取什么措施，奋力变成年轻人的社会。作者是否应该做这样的选择，见仁见智。但他希望医学能把关注点从“延长生命”转到“治疗疾病”上，可能对于老年人甚至年轻人来说，更有意义。
75岁，这就是我想活的寿数。
这种偏好让女儿生气，让兄弟烦恼。好友们都说我失去理智。说我口是心非，说我并未想清楚，世界丰富多彩，要看、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为了让我信服自己是错误的，他们列举了许多我所熟知的人，他们年龄都超过了75，但却过得很好。大家确信，随着我离75岁越来越近，我会将希望活岁数先推到80岁，然后到85岁，也许甚至到90岁。
没错，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死亡无疑是一种损失，它剥夺了我们的经历与重大事件的参与权，剥夺了我们与爱人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一句话，死亡剥夺了所有我们所珍视的东西。
然而，有一种简单的道理，我们中的许多人似乎都不愿承认：活的太长也是一种损失。它让许多人不是残疾，就是步履蹒跚、气息奄奄，这种状况可能比死亡好些，但一切却像都被剥夺了一样。活得太长夺走我们贡献于工作、社会与世界的创造力和能力，改变了人们对我们的感觉，改变了他们对我们的叙述，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对我们的回忆。在他们记忆中，我们不再充满活力、忙忙碌碌，而是身老体弱、徒劳无益，甚至让人可怜。
到了75岁，我已经拥有过一个完整的生活，我爱过别人也被别人爱过，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正在享受他们的丰富生活。我已经看到了孙辈出生并开始他们的生活。我已经追逐过自己的生活目标，做了应做的贡献，重要也罢，不重要也罢。还有，希望我那时还没有太多心理上与体力上的限制。75岁去世并不是悲剧。实际上，我还计划在死前举行自己的追悼会。我不要任何人哭泣或哀号，我要一场温馨的聚会，会上全是有趣的回忆和尴尬的往事，还有对一个美好生活的祝贺。我死后，如果愿意，亲人们可以举办他们自己的追悼会，但那与我无关。
需要澄清一下自己的愿望。我既没有要求活得比可能的时间长，也不是提前缩短自己的生命。我的医生和我本人都知道，现在我自己身体非常健康，没有患有慢性病。我刚刚与两个侄子一起登上乞力马扎罗山。因此，我并不是因为身患不治之症而与上帝讨价还价，一定要活到75岁。我也不是说18年之后的一天早晨起来，我要通过安乐死或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就积极反对安乐死合法化，反对医生协助自杀。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死亡的人所患的病症并非一刻不停的痛苦，而是抑郁、绝望以及害怕失去尊严及控制。留下的人肯定会感到，在某种程度上死去的人是失败的人生。对付这些症状的办法不是终结生命，而是给予帮助。我一直主张，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给所有身患绝症的人一种美好的、富有同情心的离世——不是给极少数人以安乐死或协助自杀。
我这里只是说自己希望活多长时间以及75岁后同意采取的医疗种类及程度。美国人似乎过分热衷于锻炼、做智力游戏、食用各种果汁与蛋白混合物，坚持严格的饮食，服用各种维他命和补品，所有这些都是勇敢地努力欺骗死亡，尽量延长寿命。这种做法现在已经非常普遍，成为一种文化形式的标志，我将其称为美国式不朽。
我反对这种企图，认为无休无止地延长生命这种狂热的绝望行为是受到了误导，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出于各种理由，75岁是终结生命的挺好的目标年龄。
现在的美国人可能比其父母活得时间更长，但我们比他们更可能丧失能力。难道这样是人们非常想要的结果吗？我并不这样认为。
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先从人口说起。我们活得越来越长，但我们的老年生活质量却并未提高。从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1900年出生的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47岁，1930年为59.7岁，1960年为69.7岁，1990年为75.4岁。现在出生的婴儿可能会出现活到79岁。（平均来讲，妇女比男人寿命长。在美国，这个寿命差距大约是5岁。根据国家生命统计报告，2011出生的美国男性寿命为76.3岁，而女性则为81.1岁。）
20世纪初，疫苗与抗生素的出现和医疗技术的提高，让许多孩子免于夭折并有效地医治了感染，人们的预期寿命得到增加。患有严重疾病的人治愈后重新回到健康的正常生活中，并未遗留残疾。然而，上世纪60年代以来，寿命的增长主要是通过延长60岁以上人群的生命而实现的。我们并没有挽救更多年轻人的生命，而是提升了老年人的寿命。
美国不朽者极度信仰“缩减发病率”。该理论是1980年由现已退休的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詹姆斯·F·弗莱斯（James F. Fries）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随着寿命延止八九十岁，我们会生活地更健康一些—在行动不便前拥有更多的时间，总之生活障碍更少一些。随着生命的延长，生命衰退期缩短。
缩减发病率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式想法。它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我们希望相信的东西：可以活得更长，然后在几乎没有任何疼痛或体质恶化的状况下突然离世---因为传统意义上发病率与年龄增长相关。这种理论为不断后退的死亡时间前的生活提供了一种青春源泉。正是这种梦想——或者说是幻想——给美国不朽者以力量，给再生医学和器官替换以兴趣及投资。
但是，随着寿命的延长，我们会变得更健康吗？70岁会像现在的50岁一样吗？
老年人越来越“健康”
事实并非如此。没错，与50年前的同龄人相比，现在的老年人残疾减少了，活动能力提高了。但最近几十年来，寿命的增加似乎一直伴随着残疾的增加，而不是减少。例如，南加州大学研究人员艾琳·克里明斯（Eileen Crimmins）与一位同事使用来自“国家健康访问调查”的数据，对成年人的身体生理功能做出评估，测试分析人能否行走四分之一英里；爬10个台阶；站立或坐2小时；不用特殊设备就可以站立、弯腰或跪坐。结果表明，随着人们年龄增长，身体生理机能逐步退化。更重要的是，克里明斯发现，从1998年到2006年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丧失了活动能力。1998年，美国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中有大约28%存在生理功能受限。到2006年，这一数据达到了42%。老年妇女的情况则更为糟糕：8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中，一半以上身体生理功能受限。克里明斯最后得出结论，生命时间虽被延长，却有疾病相伴，无病年月愈来愈少。功能丧失也是如此，有生之年失去生理机能呈现增长。
近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联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预期健康寿命“评估，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科研人员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生理残疾者，还包括如抑郁症和痴呆的精神障碍者。他们发现这些疾病的发病率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正日益增加——“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失去活动能力的绝对年数在增长。”
这怎么可能？我父亲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大约十年前父亲还不到77岁周岁，腹部就开始疼痛。跟所有好的医生一样，他始终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过了三周，疼痛仍未减轻，在别人的劝说下他终于去看医生。结果发现他患心脏病，最终还做了心导管分流手术。从那以后，他便大不如从前。曾经极其活跃的他，突然之间步伐放慢，言谈不再那么灵活，幽默也逐渐淡去。到今天，他还能游泳，读报纸也没问题，还会在电话上挑逗他的孩子们。现在我的父亲仍然和母亲住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但是一切似乎都成了慢镜头。虽然他没有死于心脏病，但没有人会说他的生活充满活力。当他和我谈到这些的时候，他说：”我的生活已经放缓了。这是事实。我再也不会在医院或者学校附近遛弯了。尽管如此，他说他还是很觉得很幸福。
正如克里明斯所言，在过去50年中，医疗保健虽然延缓了死亡过程，但并没有在很大程度减缓衰老过程。跟我父亲的情况一样，现在的死亡过程被延长了。死亡通常由各种慢性疾病的复杂过程导致的，如心脏病、癌症、肺气肿、中风、老年痴呆和糖尿病。
以中风为例，好的消息是，我们在减少因中风死亡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000年到2010年，中风死亡人数已下降超过20%。坏的消息是，大约美国大约680万中风幸存者出现瘫痪或丧失说话能力。估计超过1300万美国人患过“无声息”的中风，愈后出现更为微妙的大脑机能障碍，如在思考过程、情绪调整和认知功能中出现异常。更为糟糕的是，预计未来15年内美国中风致残的人数将增加50%。不幸的是，其它许多病症也重新同样的现象。
因此，美国不朽者可能比其父母活得更长一些，但他们丧失行动能力可能更为严重。难道这是我们所希望的结果？我并没有希望这样。
所有可能中最为可怕的就是老年痴呆以及其它年龄增长所患的精神障碍，这种情况更令人揪心。当前65岁以上美国人当中有大约500万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病；85岁以上老年人三分之一患有这种病症。今后几十年内改变这种情况的前景并不好。近来旨在延缓——更不用说逆转或者预防——老年痴呆病的大量新药试验遭受惨重失败，以至于现在研究人员在重新思过去几十年里研究中大量了解的整个疾病范例。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办法治愈这种疾病，相反，研究人员警告老年痴呆将井喷式爆发——到2050年，美国老年人中患老年痴呆症的人数将增长近3倍。
但事实上我们已经衰老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做出重大时的平均年龄是48岁。
80岁及80岁以上老人中的一半患有功能型障碍。85岁及以上老人当中三分之一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所有还有许多老年人摆脱了身体及精神障碍。如果我们是其中的幸运者，为何要止步于75岁？为什么不仅可能多活点？
即使没有痴呆，我们的心智功能也会随着年龄增长出现退化。与年龄相关的思维处理速度、工作及长期记忆，以及问题处理能力方面的衰退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与此相反，注意力分散的现象却有增无减。我们无法像年轻时那样保持对某项事情的专注。年龄增长，步履放缓，思维也变得迟钝。
我们不仅思维迟钝，实际上还丧失了创造力。大约10以前，我开始与一位杰出的医疗保健经济学家合作，那时他年将80。我们的合作非常富有成效，一起发表了对正在展开的辩论与医疗改革具有影响的大量论文。我的同事才华横溢，还在继续承担主要研究工作。今年他过了90岁的生日。但他属于例外，是位非常罕见的个人。
美国不朽者设想自己都成为我朋友这样的例外者。但事实是，对于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而言，到了75岁，我们的创造力、原创性以及生产效率已大为减退。爱因斯坦有句名言：“30岁前未做出重大科学大贡献的人一辈子再也不会。”他的估计有点极端，也是错误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系主任基思·西莫顿是年龄与创造力研究方面的杰出专家，他研究概括了大量研究，形成表示年龄与创造力管线的典型曲线。该曲线显示，事业开始时创造力迅速上升，约20年后达到顶峰，年龄大约就在45到50岁之间，之后便进入缓慢而与年龄相关的下降阶段
这些规律当中存在某些但非严重的变异。当前，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取得突破——并非获奖——时的平均年龄是48岁。理论化学家与物理学家取得重大科学突破的年龄比实验研究人员稍微早一些。同样，诗人往往也早于小说家。西蒙顿对古典作曲家的研究表明，一般作曲家26岁创作首部主要作品， 40岁达到顶峰，作品质量与数量都达到极值，之后逐渐下降，创作最后一部有影响的作品是在52岁。（作为研究对象的所有作曲家均为男性。）
这种年龄与对创造力的关系是一种统计相关，为平均值。单个个人的曲线可能偏离这条抛物线。实际上，从事创造性事业的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与我的同事一样，位于这条曲线的末尾端。的确有大器晚成者。跟学习大器晚成者的我的朋友们一样，我们对他们都抱有希望。没错，过了75岁人们可以继续富有创造性——可以写作、出版、绘画，还可以雕刻作曲。然而，我们绕不过这个数据。确切地说，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成为例外。
此外，我们需要问问，这些哈维·C·雷曼在其1953年出版的《年龄与成就》一书中所称的“老思想家”所产出的，有多少是新东西，而不是强调或重复过去的思想？这条年龄对创造力曲线——特别是衰减线——超越文化，贯穿历史，显示出一些深层次、潜在的生物决定论，可能与大脑的可塑性有关。
对生物学，我们只能推测。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取决于激烈的自然选择。使用最多的神经元联系受到保留与加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很少使用的联系则出现衰退及消亡。尽管大脑的可塑性存在于整个生命过程，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地进行重新连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通过一生的经历、思想、感情、行动和回忆建立起一个非常庞大的连接网络。我们取决于自己的过去。由于我们无法生成一套新的神经元联系取代已有的网络，所以很难，甚至不可能产生新的、创造性的思想。让老年人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是件非常难的事情。所有的智力游戏只是为了减缓我们所具有的神经元联系的流失。一旦在最初职业上所建立的神经网络中挤出了创造性，神经网络就不可能发育强大的新的大脑联系产生具有创新性的思想——也许像我异类同事那样的老思想家除外，他们碰巧属于少数具有卓越可塑性禀赋的人。
也许心里功能——处理、记忆、解决问题——会在7 5岁时缓慢下来。也许过了那个年龄，创造某种新的东西非常稀罕。但是，难道这不是一种古怪的妄想？除了体质完全健康，除了继续对创造性遗产做出贡献，难道生活就没有别的意义？
一位大学教授告诉我，他上了年龄（70岁），尽管发表的东西不那么频繁了，但他现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继续贡献。他指导学生，协助他们将热情奉献于研究项目，并在事业与家庭生活平衡方面向学生提出建议。其它领域的人也可以干同样的事情：指导下一代。
指导学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可以传递我们的集体记忆，吸取长者的智慧。这种工作的价值往往被低估，常常被贬为不让那些拒绝退休，喋喋不休地重复同样故事的老年人闲着。但是，它同样说明伴随年龄老化而出现的一个关键问题：压缩我们的雄心与期望。
我们容忍自己体力和智力上的限制。我们的期望缩小了。意识到能力不断下降，我们会挑选更有限的活动与项目，以确保完成。实际上，这种限制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用有意识的选择，我就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我们没有注意到自己期望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因此，我们依然满足，但我们的活动空间已经变小。曾经在各自专业或社区至关重要的美国不朽者，乐意培育业余兴趣，如观鸟、骑自行车、做陶器等等。然后，随着行走变得越来越困难，关节疼痛限制手指的活动，主要生活便成了坐在书斋，阅读书籍，听录音书，做拼字游戏。再后......
也许这种说法过于消极。除了将青年激情专注于事业与创造以外，生活中还有更多的东西，还有传宗接代的问题：孩子、孙子、重孙。
不过即便在这方面，活得太长也存在我们自己常常不愿承认的缺点。先不说至少许多所谓中间代成年人（处于照看父母与照顾孩子的矛盾之中）现在所承担的非常真实而又沉重的经济及护理负担。我们活得时间太长为后代增添了真正的感情负担。
我们应该留下充满活力的记忆
教导下一代固然非常重要的，但它同时说明随衰老而产生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的雄心和期望出现收缩。
除非存在严重家庭暴力，没有孩子希望父母去世。不管在什么年龄上，父母去世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它构成一个无法填补的巨大空洞。不过，父母也对绝大多数孩子投下巨大的阴影。不管是故意疏远，脱离接触，还是深深爱抚，父母都为已经成年的孩子设定了期望，做出判断，并施加了自己的意见，干涉了他们的生活，通常构成一种随时出现的存在。这种做法可能非常了不起，但也可能让人厌烦，甚至具有破坏性。但只要父母活着，就无法避免。生活中和文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李尔，典型的犹太母亲和虎妈妈。尽管父母去世后孩子们绝不会完全甩掉这种负担，但父母去世后，遵从他们的期望以及要求的压力骤然减小。
此外，父母活着占据了家庭领导的位置，让已经成年的孩子很难成为家长。如果父母都活到95岁，那么孩子们退休之后还得照料父母，几乎没有了自己的时间，就到了古稀之年。如果父母活到75岁，孩子即拥有了与父母丰富关系的欢乐，走出父母的影响，自己又拥有了足够的时间。
不过，比父母阴影更为重要的是记忆。我们究竟要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记忆？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记住我们的最好年华。积极主动、充满活力、终日忙碌、朝气蓬勃、思维敏捷、热情奔放、有趣幽默、温暖体贴，充满慈爱。我们不要弯腰驼背、步履蹒跚、健忘失忆，唠叨不断，不停地问“她说的啥？”我们希望留下独立的印象，而不是被人作为负担。
活到75岁，我们走到这一独特尽管某种程度上是种武断选择）时刻。这时，我们已经拥有过丰富、完整的生活，而且很有希望留给孩子们很好的回忆。实现美国不朽者的梦想将大大增加无法实现愿望的几率——人老体衰的痛苦会挤走充满活力的回忆。是的，通过努力孩子也能回忆起美好的家庭度假时光、感恩节有趣的场景以及结婚典礼上尴尬的失言。但是，最近几年——四肢越来越难动弹，总需要有人照看——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和突出的回忆。旧时的欢乐只有通过积极想象才能呈现出来。
（夏天，艾泽科尔·J·伊曼纽尔与两个侄子一起攀登乞力马扎罗山，这是在营地的合影。）
当然，我们的孩子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爱着我们，担心我们走后造成的损失。我们离去是一种损失，一种巨大的损失。他们不想面对我们的归宿，肯定不希望我们死亡。但是，即使我们设法不成为他们的负担，我们的阴影一直影响到他们的老年同样也是一种损失。给他们——还有我们的孙辈——留下的回忆不是活力而是脆弱，最终也是一场场悲剧。
75岁，这就是我希望活的年龄。但如果我不安乐死或者自杀（我不会这样），那么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岂不成废话？难道我并缺乏服从自己信仰的勇气？
不。我的观点具有多种实际意义，其中一种与个人有关，另外两种与政策有关。
我不会对自己的身体弃权
一旦活到75岁，我对自身健康的态度将会彻底改变。我不会主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我也不会设法延长生命。现在，当医生建议我做体检或治疗时，尤其是其目的是为了延长我们生命的检验或治疗时，我有责任为不愿从事这些项目提供充分的理由。家庭生活与医学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我们得几乎毫无例外地遵从医生的建议。
我的态度就是彻底改变这种弃权的做法。威廉·奥斯勒（Sir William Osler）在世纪之交经典医学教科书《医学的原则与实践》中写道：“肺炎完全可以被称为老年之友。老人在急性、短暂而且常常并不疼痛的疾病中逝去，就可以逃脱那些‘冷冰冰的逐渐衰落，’后者对自己和朋友都是莫大的痛苦。”我从这句话中得到了启发。
这种奥斯勒启发的哲学是这样的：到了75岁以及75岁之后，看医生或做任何检查或治疗，不管多么平常或者没有痛苦，我都需要充分的理由。这种充分理由不是“这样会延长生命。”我将不再做任何常规的预防性检查、透视或者干预措施。如果出现疼痛或者其它残废，我只接受保守型治疗措施。
一旦活到75岁，我对自身健康的态度将会彻底改变。我不会主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也不努力去延长生命。
这就意味着我不再做结肠镜检查和其他癌症的筛查，75岁以前也一样。假如现在57岁的我被诊断患有癌症，除非预后很差，我可能会接受治疗。但是，65岁将是我做最后一次结肠镜检查的时间。不管在什么年龄，我都不做前列腺癌症的筛查。（一位泌尿科大夫给我做了一次PSA检查，过后我说我并不感兴趣。他打电话告诉想告诉我检查结果，我立刻挂断了电话。我告诉他，是他为了自己做了这次检查，并不是为了我。）过了75岁得了癌症，我将拒绝接受治疗。同样，我不做心脏应力检查。我绝对不需要心脏起搏器，肯定不要植入式除颤器。不做心瓣膜置换术或搭桥手术。如果患肺气肿或类似的疾病，又频繁发作，必须常年住院，我只接受缓解由窒息感带来不适的措施，但我拒绝被拖去住院。
得了小病怎么办？我不打流感疫苗针。无疑，假如流感流行，还没有活过完全生命的年轻人应该得到预防疫苗针或其他任何抗病毒药物。大的挑战就是使用抗生素对抗肺炎或者皮肤及尿道感染。抗生素价格低廉，通常对感染很有效果，因此很难让人拒绝。事实上，即使那些绝对不愿接受延长生命医疗措施的人也很难拒绝抗生素。但是，正如奥斯勒提醒我们的那样，与慢性病相关衰亡不同，感染引起的死亡速度快，而且疼痛小。因此，我对抗生素说不。
显然，我还没有写下并录制无需抢救的指令以及一份完整的预先声明，声明即使存在意识但失去思维能力，我也不需要协助呼吸的设施，不需要透析、手术、抗生素和其它任何药物。一句话，我不需要任何维持生命的干预措施。无论哪种疾病要我的命，我都愿意随它而去。
政策的含义
在政策方面的两项含义，一项涉及采用预期寿命作为医疗保健服务质量指标。日本在世界预期寿命最高排名第三（排在摩纳哥和澳门之后），为84.4岁，而美国排名则令人失望，第42名，为79.5岁。但我们不应关心追赶日本的事情，也不应用日本来衡量我们。只要一个国家的预期寿命超过75岁，就不要去再理会这一指标。（提高黑人男性的寿命预期除外，他们的寿命预期只有72.1岁。太糟糕了，应该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相反，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儿童的健康，因为在美国这方面落后于他国，令人颜面扫地：预产期37周前的早产常常引起视力低下，大脑麻痹以及影响大脑发育的各种疾病，而目前八分之一的美国婴儿早产；在美国的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6.17，而日本为2.13，挪威为2.48。在青少年死亡率方面，美国的记录令人震惊，在高收入的国家中垫底。
第二项政策含义涉及生物医学研究。我们应该在阿尔茨海默氏症、越来越多的老龄残疾以及慢性病上投入更多的研究，而不要在延长死亡过程上投入更多精力。
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同情美国不朽者的人士，将会反驳并拒绝接受我的观点。他们会考虑所有的例外，好像这些例外证明核心理论是错误的一样。跟我的朋友一样，他们认为我失去理智，或者只是摆个样子而已——或者更糟。他们会谴责我与老年人为敌。
我再次澄清：我并不是说，那些希望活得尽可能长的人不道德或者是错误的。我肯定不是蔑视或谴责他们存在那么多的体力和心理障碍仍想继续活下去。我甚至不想说服任何人我是正确的。实际上，我经常为这个年龄组里的人提出建议，让他们在美国得到他们疾病所要的最好医疗方案。那是他们的选择，我得支持他们。
我们常常不愿思考我们的生命的目的以及我们留下的印记。难道赚钱、追求梦想，所有这些事情值得去做吗？
这是我的选择
我并非倡导将75岁作为完美生活的官方统计，以节省资源，节省医疗卫生服务，或者解决因寿命预期增长而引起的公共政策问题。我试图做的事情，就是描述我对美好生活的看法，让我的朋友和他人思考随着年龄增长该如何生活。除了屈服于年龄增长不知不觉对人施加的活动能力及愿望的缓慢收缩，我想请他们思考一种另外一种不同的途径。我们是要拥抱“美国不朽者”还是我的“75岁不再多活”的观点？
我认为拒绝接受我的观点肯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毕竟，进化论教给我们尽力多活的动力。我们天生就是为了生存而斗争。因此，绝大多数人觉得说自己只想活75岁可能是错误的。我们是永远乐观的美国人，对限制，尤其是施加在我们生命上的限制感到愤怒。我们确信我们属于例外。
我也认为，我的观点自然会产生遭人蔑视以及被人拒绝的精神及存在上的理由。我们中的许多人主动地或被动地压制思考上帝、天堂和地狱以及我们是否返回蠕虫的问题。我们都是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或者说，我们都不愿思考是否存在上帝以及为何上帝一定得关怀区区凡人。我们时常还避免思考我们生活的目的以及我们留下的印迹。难道赚钱、追逐梦想等等，所有这样值得去做吗？实际上，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找到了舒适生活的途径，并且常常不承认存在这些重大问题，更不用去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进入一种生产性例行程序，这种程序使我们无视这些问题。此外，我并不自诩具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但是，75岁确定了一个清楚的时间节点，对我来说，就是2032年。它剔除了企图尽可能多活的模糊。它的具体迫使我们思考我们生活的终结，思考最深刻的存在问题，深思我们究竟会给我们的子孙、社区、美国同胞以及整个世界留点什么的问题。这样一个截止点还迫使我们每一个人扪心自问，我们所做的贡献是否对得起我们的消费。正如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上大学期间深夜长聊中了解到的那样，这些问题播下深深的焦虑与不安。具体为75岁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无视这些问题，不能继续保持我们这种轻松而为社会所接受的不可知论态度。对我来说，我倒愿意再有18年的时间，去深入探索这些问题，不愿忍受漫长的死亡过程所带了的生理痛苦，赖着多活一天而忘却因此带来的精神痛苦。
75岁是我希望活的全部年龄。我想在年富力强之时庆祝自己的生命。女儿和朋友将会继续劝说我，说我说的不对，说我可以更长地过着有价值的生活。同时，我保留改变主意的权力，保留为尽量多活提出有力而理性辩护的权利。不过，所有一切的前提是75岁以后仍然具有创造力。
（艾泽科尔·J·伊曼纽尔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临床医学伦理系主任，同时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疗伦理及卫生政策系主任。）
译者：ringo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