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节俭的亚洲大国依靠储蓄和投资，一步步成长为世界经济明星，让发达世界既羡慕，又心生疑惧。当这个大国开始失去增长动力时，国内大公司便将投资兴趣转向海外资产。但缺乏经验令这些公司举步维艰。辛苦挣得的巨额国民储蓄就这样消失于黑洞之中。
这就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经历。那时，日本企业在美国大肆收购“炫耀性资产”——从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到洛杉矶贝尔艾尔酒店(Hotel Bel-Air)。为了收购贝尔艾尔酒店，日本买家为每间客房支付的价格相当于2016年的230万美元。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至少从目前的并购战中可以判断，中国或许已经踏上了日本当年走过的道路。
证据一：直至最近，中国的海外收购大多集中在大宗商品领域。国有企业在市场价格高峰时期收购矿山和石油资源，但如今已经蒙受巨大损失。海外收购的理由是，作为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应该保护自己免受全球价格上涨的影响。但这些价格同样也反映了中国海外扩张的不可持续。中国非但没有谨慎地进行避险操作，反而对本国的增长进行了杠杆式的押注。
证据二：安邦保险集团(Anbang Insurance Group)。作为一家成立于12年前的地方汽车与财产保险商，安邦近来已经进军财富管理领域，销售收益率偏高的寿险合约，并使公司资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翻了一番。
凭借客户的储蓄，安邦走上了疯狂的海外收购之路——斥资近20亿美元买下了纽约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承诺以65亿美元收购私人股本集团黑石(Blackstone)旗下酒店，并以140亿美元高调竞购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国际集团(Starwood Hotels & Resorts Worldwide)，后者拥有W酒店、威斯汀(Westin)、喜来登(Sheraton)等品牌。
根据最新的消息，安邦已经在喜达屋竞购战中输给了万豪国际(Marriott International)。但安邦的雄心并不局限于美国。据称，该公司看上的炫耀性资产遍及30个国家。
安邦引用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例子，来解释自己打造商业帝国的行动。巴菲特成功地将一家保险公司发展成了市值3510亿美元的企业集团。但这种比较如同安邦的扩张速度一样怪异。巴菲特的成功根植于“价值”投资的原则，寻求那些相对于账面价值或现金流较便宜的公司进行投资。他只专注自己擅长的领域，耐心地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愿景。安邦创始人吴小晖有着堪比拿破仑的气势，他曾经宣告“我们不但首战必胜，而且每战必胜”，巴菲特没这样吹嘘过。
安邦只是中国最近对外投资热潮中一个最极端的例子。今年以来，中国企业参与竞购的海外资产规模已超过1000亿美元，接近整个2015年实现的1060亿美元的收购额。
不可避免的是，大量的竞购只能是愚蠢的竞购：去年，按照中国企业收购出价的中值来计算，它们对目标公司的估值为33倍的市盈率，这意味着收益率为3%。鉴于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投资级公司债券，以较低的风险获得更高的收益，中国企业提供了见钱眼开的交易撮合者所称的“战略性收购溢价”(strategic acquisition premiums)，简称saps，意为“傻瓜”。
当然，有些中国企业的并购已经证明获得了成功。2005年，联想(Lenovo)收购了IBM的PC业务，这在当时被揶揄为一场“蛇吞象”的交易，但现在看来，结果比预计的要好。中国企业相信，通过购入西方技术并学习如何管理西方品牌，可以让他们走向价值链的高端，这有其道理。
但如今，中国大部分追逐全球资产的资金都是受政治需要的驱动。2014年末，中国领导层决定通过鼓励国内企业投资境外，为升值的人民币降降温，让国内出口企业受益——从如今的市场走向来看，这似乎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决定。当时由于资本管制，这些企业无法购买美元债券，于是他们指示一支全球中间商大军，抢购可产生收入的地产。
这种策略带有很明显的风险。中国企业高管习惯了9%或10%的经济增速；他们缺乏在2%-3%的增速就算不错的国家经营的经验。中国这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大多凭借政治关系发展壮大，政治关系虽然在中国用处极大，但在收购美国酒店时并无作用。而且，如果他们的海外投资活动是出于政治原因，那么，中国买家或许甚至不会关心是否有商业价值。
买下洛克菲勒中心和贝尔艾尔酒店没几年，日本买家就被迫将它们亏本出售。总的算来，在这段时期，日本据信在美国地产市场损失了4000亿美元。如果了解这段历史，中国企业也许会更为谨慎。当然，也许不会。
本文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贝(Sebastian Mallaby)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保罗•沃尔克(Paul A Volcker)高级研究员
译者/隆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