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发展进入一个新平庸阶段，即近几年西方媒体一直在提的新常态：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
在中国，除了“中高速”，“供给”可能是经济新常态中最大行其道的政策新词，不仅在官方话语体系中频频出现，更有成为中国经济药方的君药之势。
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首创者，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中，从供给端重新定义了经济周期，并提出中国需要吸收三十年前邓小平改革和里根主义的政策元素，大幅降低企业税负成本和融资成本等间接供给约束，放松垄断和管制等直接供给约束，才能盘活现有资源存量，启动新的十年增长。
滕泰认为，很多危机出现的原因，在于供给结构和的周期性变化。
比如以手机通讯工具为例，在乔布斯创造IPHONE（苹果系列手机）之前，世界对IPHONE的需求为0，当苹果公司把IPHONE制造出来之后，就创造了现实需求，这就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2007年IPHONE面世的时候就是新供给形成的阶段。
2008年以后，人们都开始使用IPHONE，这是新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形成、新供给扩张这两个阶段都能创造新需求，根本不用考虑需求不足的问题。
但是随着生产技术的普及，就会进入供给成熟阶段，虽然供给还在创造自身的需求，但是创造的效率放慢，经济增速就会平缓下来。
再过几年，假设各种制造企业都能生产IPHONE之类的智能手机的时候，就到了供给老化阶段，这个时候供给就不能创造自己的需求。滕泰认为，现在的钢铁、水泥等行业就处于供给老化阶段。
滕泰认为一个国家阶段性出现经济危机，造成消费不足、产能过剩，在当前这个世界来看，核心原因不完全是私有制、需求萎缩，更重要的是在于供给结构的老化。
当一个经济体处于新供给形成和扩张的时候，它的经济必然是蓬勃向上的，但是当太多产业处于供给老化阶段的时候，经济增速必然下滑。
事实上，在经过不断的试错之后，中央宏观管理的思路可能出现重大转折：从“紧缩需求倒逼结构性改革”，逐渐转向“需求扩张配合供给改革”，而“一带一路”就是这一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催化剂。
管清友分析称，从国际层面看，“一带一路”是中国在新常态之下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改造计划，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重构亚洲乃至全球秩序的一次战略尝试。从国内层面看，“一带一路”可能点燃继1992年南巡、21世纪初入世和2009年四万亿之后的第四次投资热潮。
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分析员巴晴在4月2日的报告中指出，“一带一路”辐射带或产生每年逾1000亿人民币对外投资，亚太地区，特别是非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兴经济体、能源输出经济体、以及“一带一路”辐射带内经济体将是下一步推动人民币全球使用的新动力。
报告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正在被政府层面、央行合作、亚投行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自上而下地推动。上述1000亿是以目前亚投行资本规模的10%计算。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是国家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
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王勇华表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通路、通航和通商为主要目标，初期的发力点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电信、核电等项目都需要大规模技术和资金支持。
他估计，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未来10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8万亿美元。在交通、港口等跨境通道领域，丝绸之路通道的铁路、公路、管道需要提升通道能力；在能源、资源领域，丝绸之路跨越的中亚、俄罗斯等地区，矿产、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储量丰富，开发潜力巨大。
“一带一路”战略设想之一是通过合作投资推动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装备制造业出去，进而推进国内产能过剩行业到资源富集、市场需求大的国家建立生产基地，推动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带给相关行业及企业巨大的发展机会，基建、高铁、核电、文化、旅游、贸易、金融等将首先获益。中国在这些领域有资金、有技术、有经验，相关行业及企业可以通过与政府合作、对外贸易、跨境并购等方式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输出产品、技术、运营能力等，增加企业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企业和项目将成为潜在的优质直接投资标的。
“一带一路”在国内段需要打通西北五省的网络交通线路，同时为众多沿线国家输出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因此基础设施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将有机会参与建设并获益，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等行业将率先迎来大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在沿线的铁路建设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中之重。因此，与铁路建设相关的一批企业，将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先锋军。
一方面，中亚国家的跨国能源运输，将给“一带一路”沿线各省带来油气管道建设的巨大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我国鼓励能源装备企业走出去，通过煤炭、电力、新能源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周边国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国内制造业。
新丝绸之路通航，将加速激活沿途各国的文化历史交流、旅游景点建设等。
亚太地区物产丰富，农业与商贸物流的互联互通可释放巨大的商业与投资机会。
这些受益于“一带一路”的行业和企业，可成为投资公司直接投资的潜在标的，通过投资其中的优质企业或项目，帮助我国“走出去”的企业深度参与“一带一路”战略。
需要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是个系统工程，涉及领域多、国家多、合作机制多，不可能短期内一蹴而就。因而，在直接投资过程中，也应尽量争取“早期收获”，设计好投资模式，提供专业投资服务的同时规避相关国别风险。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构，还将深刻的改变国际金融版图。未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将大有作为，打破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IMF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对国际金融版图的垄断。
历史上，日本和美国在这个阶段同样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当国家需要通过对外产能输出化解产能过剩时，外汇储备恰好可以用于为国内企业的海外拓展提供融资支持，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多边金融机构。
美国主导建立了世界银行，日本主导建立了亚洲开发银行，这一方面可以支持本国的海外投资，另一方面也让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这正是目前中国最为需要也最为欠缺的，而亚投行的出现，将彻底改变这一窘境。
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美国的西方盟友，已经先后宣布加入亚投行，韩国、澳大利亚也基本确定加入，由美日垄断的国际金融版图开始悄然瓦解，这或许意味着一个金融多极化的新时代。
此外，管清友指出，债券市场在短期不确定性中或正孕育着一轮新的大牛市。
短期来看，债市主要受到房地产政策、债券供给和资金面冲击，有调整压力。各部委支持房地产政策频发，引发市场对房地产回暖的预期。供给因素主要体现在万亿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压力以及政策性银行为支持一带一路新增债券供给压力。
中长期看，新供给主义之下，利率中枢处于一个大的下降通道。
首先，即使支持房地产销售政策频出，但房地产销售压力不会轻易缓解，货币宽松（政策支持）-房地产销售-房地产投资-宏观增长（上下游产业链+财政收入）的传导机制正在失效。
第一，刚需人口已经进入下降通道，即便人口生育政策加快调整，也无法扭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第二，中国人均住宅面积就已经达到了33平，而且还有人均近5平米的在建和施工规模。如果按国际比较看，美国人均居住面积为67平米，英国是35.4平米，日本是36.6平米，韩国是26平米，香港是15平米，房地产供给既然不再稀缺，也就不会吸引投资盘跟风入场。
第三，利率市场化背景下，银行配置房贷的意愿将系统性下降。
从经济结构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是围绕农村公共设施、城市地下设施、养老健康、学前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电子商务、环保等产业打造一批新经济增长点和全产业链，增长方式强调的是经济效益和自身造血能力而非要素驱动下的规模扩张。
新增长点和新产业链由于自身造血能力增强，对外部融资需求和对银行超储的消耗要显著弱于地产驱动下的重工业产业链。
从英日的转型经验来看，二者均伴随着传统重工业的去化和输出，与此同时服务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迅速崛起，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信贷饥渴症显著缓解和企业自身造血功能增强，利率步入了中长期下降通道。
考虑到中国面临的与过去英日相似的经济和改革环境，利率中长期下降通道其实早已确定。债券市场在短期的不确定性中或正孕育着一轮新的大牛市。
管清友指出，如果说过去是一个实体造富的房产时代，那么现在中国已经进入金融造富的股权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