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恢复了往日的活力。沿着101公路的办公楼一片朝气蓬勃。人们对于像太昊湖这样的度假城的需求拉动了当地租金飞涨，标志着他们的财富剧增。湾区是半导体工业的摇篮，电脑和互联网公司也在这里萌芽。这些公司让世界变得日新月异，从触摸屏手机到图书馆瞬时搜索再到遥控千里之外的无人飞机。2010年始，湾区公司群的复苏也表明科技引擎还在继续带动进步。
如果说一些硅谷人觉得那里一潭死水，创新速度缓慢了，你一定很吃惊。Peter Thiel，Paypal（网络支付中间商类似支付宝）的创始人之一，也是Facebook的第一个外部投资人，他说美国的创新介于濒死和已死之间。各领域的工程师也有同样失望的感受。一个正在不断扩大的经济学家群体也认为创新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远小于过去。
有人觉得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迷可能更源于长期的科技停滞不前。在2011年的一本电子书里，George Mason大学的经济学家Tyler Cowen表示金融危机掩盖了更深层也更危险的“大停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真实收入和就业率长期缓慢，并且自从2000年就干脆不再上升了（见图1）。二十世纪拉动经济的多架马车已经黔驴技穷了，其中有些来自于技术，而且新技术没能持续拉动未来的经济。满眼只剩下平板、高带宽这些花哨的概念，看起来似乎我们的创新山穷水尽。
关于人类面临技术高原的争论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来自于增长的统计结果。经济学家把增长分成两种类型，粗放的和集约的。粗放增长是增加劳力、资本、资源的方式。比如通过让大量妇女加入劳动力市场、增强工人教育的来增加产出。Cowen指出这种增长方式面临收益递减效应：第一次增加效果最好，第十次只有十分之一。如果只存在粗放式增长的话，人们最多只能挣到维持基本生活的钱。
集约型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发现更好的利用劳力和资源的方式。这种增长能带来收入和财富的持续不断增长，并且在人口减少的时候依旧能拉动经济。经济学家把带来集约型增长的因素通称为技术，尽管这也包括了更好的法律法规，因为它们也算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衡量集约型增长的手段称为增长核算法：除去劳力、资本和教育等因素对GDP的贡献，剩下的都归于技术。不过如今在发达国家中，技术占的比例似乎减少了。新兴市场还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并且还能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他们能使用已经在别的国家成熟的技术来帮助自己追赶。发达国家没有这样的优势，经济增长迟缓。
这很正常。历史上人类的生产量和总体经济福利的增长都曾经缓慢甚至停止过。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先是英国，欧洲和美国，然后轮到其他地区。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均产出（生产力的一种有效计量手段并且能反映收入的增长）的增长逐步地加速上升，到1906年是每年1%。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实际人均产出每年激增2.5%，每经过一代人收入和生产力就能翻番（见图2）。显而易见，日益强大和复杂的机器在一个多世纪里一直扮演主角，用来驱动它们的化石燃料用量不断上升。
但1970年代美国的实际人均产出从二战前的顶峰每年3%回落到到每年2%多一点。在20世纪初又继续降到1%以下。根据Northwestern大学的经济学家Robert Gordon的说法，每个工人单位小时的产量也显示出类似的情况：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情况很好，十九世纪70年代大幅下跌。1996年到2004年间它有所回弹，不过从2004年开始增长率降到了1.33%，这跟1972年到1996年间的数据一样。Gordon若有所思的说:过去的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或许只相当于剧烈变化中一个波峰，而不是一个增长能永不停止的新时代，现在我们的世界又回到了依靠粗放型增长的体系下（见图3）。
Gordon认为只有少数创新是革命性的：大规模使用电能，让房子保持恒温，随意旅行，任意交谈，这些都已经实现了。未来会有更多创新但是不会再像电力、内燃机、暖通设施、石油化工和电话这样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了。Cowen更愿意设想未来能有一个飞跃性技术革命，不过他认为难度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把上万兆的基因数据转化为患者福音的难度要远甚于发现并大规模制造抗生素。
悲观主义者的第二个论点基于到底有多少发明正在进行。大多数不信任的呼声是针对专利归档数和创新集合数据库的，不过Cowen引用的是Stanford大学Charles Jones的一项有意思的研究工作。在2002年发表的文章中Jones研究了北美在1950-1993年间影响人均收入的不同因素。他的研究表明约80%的收入增长是由于教育程度和更大的研究投入（人才在创新领域的贡献）。因为没有一个因素都能让增长持续不停，一旦缺乏新的因素增长很可能减缓。
研发领域的人才数量的增长看起来似乎与集约型经济的发展情况不符：从1975年以来美国投入到研发的资金增加了三分之一，达到了总收入的3%。但是MIT大学的Pierre Azoulay和Northwestern大学的Benjamin Jones发现尽管有更多的人从事研究工作，但却做得不如从前好。他们认为1950年一个美国研究人员对“全要素生产力”所做的贡献（也就是科技和创新对增长的贡献）是2007年的7倍。其中一个因素也许是”知识的包袱“：即后来者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来学习前人累积下来的知识来到达他们所从事的科技领域的前沿。Jones说，单单从1985年到1997年间，首次创新的年龄增长了一岁。
第三个论点最简单：你自己的感觉。近期世界变化的脚步相比20世纪中期缓慢了。以炊具为例子。在1900年即使是最好的房子，厨具依旧很原始。易腐烂的东西都放在冰盒里用冰块冷藏，冰块还是用马车来运送的。大多数家庭缺少电灯和自来水。快进到1970年，美国和欧洲中产家庭的厨房都有煤气，电炉、烤箱，冰箱，食物加工机，微波炉和洗碗机。尽管如此，再往前40年厨房几乎没怎么变。只有越来越多的小玩意儿和无处不在的数显设备，但是做饭还是用的外婆用的那一套。
再说说交通。十九世纪马和帆船被铁路和蒸汽船代替。内燃机和喷气引擎让我们移动的越来越快。但是自从197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走下坡路。高速公路也只比50年前快一点点；事实上，拥堵让一些城市反而投资电车和自行车道了。超音速客机旅行被禁止了。因此，过去40年，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世界也一样。
医疗也是一样。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从十九世纪初的49岁飙升到1980年的74岁。大量的技术进步从那时涌现。然而，2011年寿命预期仅仅才78.7岁。尽管数千亿美元花在了研究上，人们还是会得癌症，心脏病，中风和器官衰竭。与其追逐分子治疗还不如提高卫生设施。
对于那些有机会享受到这个世界上所有好东西的幸运儿来说，恐怕他们得到只是失望而已。Thiel和他在Founders基金（一个风投公司）的同事说："我们想要飞行汽车，但我们也就只能发发推而已".一个人人能用Twitter却几乎没人能飞行上下班的世界和人们曾经的美好梦想相距甚远。
首先需要指出，二十世纪中期的科幻小说对上文那些感觉和期待的产生有非常大的作用，这些小说给一些人带来了广阔视野和雄心壮志，这些人未来成了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不过这些小说本身既不是严谨的技术预测也不是有约束力的承诺，它们只是根据当前技术发展的速度、力度和程度外推至将来。比如从汽车联想到飞行车；从战列巡洋舰联想到太空巡洋舰。
技术发展不要求所有的科技都同步前进，仅仅是某些重点技术持续发展。飞机速度和40年前相比没有提高多少，但电脑的速度却今非昔比。强调发展停滞只是取决于个人喜好，除非你证明飞机的进展更加重要。
Gordon和Cowen认为现已成熟的技术如航空技术的进步更加重要，贬低近年来其他发明对经济的重要性。就像Cowen的博客中所讲的，他觉得如果电脑和互联网对经济非常重要，而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和文化交流平台，它们的边际革命效应应该会反应在经济增长数字中的，然而它们没有。
1987年，增长理论专家Robert Solow一直问：为何你能看见电脑时代的来临但在生产力统计时却看不到它的踪影。1990年代中期生产力出现过一波爆发性增长，这被看成是电脑终于发挥作用的证明。但Gordon等人认为信息技术能发挥的作用也就仅限于此了。他说尽管人们拥有了谷歌、skype，但是自2004年来美国的生产力水平甚至比1970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萧条期还要低。
然而细细分析近期的数字，结果还是值得乐观的。2005年和2006年的整体经济上来看包括生产力确实减缓了，但是制造业的生产力增长表现抢眼。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数据惊人困惑。比如把生产力在1990年代的强劲增长看成是信息技术普及的功劳还为之过早。现在看来经济增长好像正是由生产计算机、手机和类似产品的企业拉动的。新技术给公司和员工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似乎始于2000年初，但也可能还没有真正开始。Boston学院的Susanto Basu和San Francisco联邦储备局的John Fernald认为从投资信息和通信技术到它们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这中间间隔着5到15年。根据这一观点推断，2004年生产力的降低，对应的技术水平其实肯定是在搜索技术普及前，并很可能是在网络出现之前。
完全掌握利用技术比发明技术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尽管听上去两者相同，但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发明只是人们刚刚知道如何去做。而技术需要人们知道具体如何去做；而这才是我们发展经济所需要的。铁盒子和柴油引擎在1900年左右就出现了，把两者综合起来用在集装箱运输上却要回溯到1950年代。但直到数十年后它们才成为全球贸易的主干。
从James Watt第一次把蒸汽引擎用于商业到英国的蒸汽革命中间差不多隔了一个世纪。1980年代的电气工程的重大创新一直到四十年之后才带动对经济发挥重要作用的电气化。Gordon他认为十九世纪末期的发明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才拉动经济增长；他认为经济在2004年前的下滑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潜能耗尽，这显然不合理。
信息革命尚处于初级阶段。计算机极客兼摩尔定律死忠Ray Kurzweil喜欢讲“另一半棋盘”的故事。有一个古老的寓言，讲的是一个图样图森破的国王被人算计用大米来还钱，棋盘的第一个格子放上一粒米，第二个格子放两粒，第三个四粒，下一个格子总是放上前一个的两倍。第一行下来，数量还不多。当半个棋盘计算下来，国王需要还100吨大米。当到了第七行的最后一个格子时，国王得还5亿吨的大米，这相当于全世界一年的产量。而接下来的一个格子他还得再拿出这么多。棋盘还剩下整整一行没有开始计算呢。
MIT大学的Erik ZBrynjolfsson和Andrew McAfee在他们的电子书《与机器赛跑》中引用了这个故事。芯片的计算能力每18个月翻番，这便是摩尔定律。
这样的增长不是永久的，但是计算能力不只取决于芯片，还有其他方面比如数据算法，它的处理能力也在以指数速度增长。单纯提高芯片速度而算法落后毫无意义。一旦它们提高到一定程度，马上就能带来巨变。另一半棋盘上不仅仅是创新效应单纯累积，而且每一轮创新的带来的震动都是前面几轮的总和。
他们以无人驾驶汽车作为这种加速效应的一个例子。在2004年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一个美国国防部的分支机构）发起了一个竞赛，比拼哪支队伍的无人驾驶汽车最快完成240KM的里程，获胜队将获得100万美元。结果没有一个队伍成功。在2012年8月，谷歌公司宣布他们的无人驾驶汽车完成了50万公里无事故测试。美国的部分州已经通过或准备制定无人驾驶汽车的规范；十年前看起来不可能的机器人交通革命或许在十年之后即将成真。
这才刚刚开始而已。纵观全局，得益于廉价的处理器，创新开始腾飞。计算机开始能听懂自然语言了。人们可以借助身体移动来控制视频游戏，而且这项技术不久后便可能应用于商业。三维打印能打印的物品越来越复杂，未来很可能会打印人体组织和其他有机材料。
创新悲观主义者会把这视作给未来添堵。但有种观点认为科技带动的增长要么一直平稳要么持续降低，不存在是衰退和波动，但这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Chicago大学的Chad Syverson指出电气化时代的生产力增长起伏不定。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个电气创新辈出的年代，生产力增长十分缓慢；不过随后它便开始爆发性增长。在信息时代这一发展轨道看起来似乎一样（见图4）。
科技悲观主义者总拿来说事的十九世纪70年代及以后的萧条可以这样来理解：那时的萧条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而非永久的。从197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早期发明创新的贡献消耗殆尽，而计算机，生物科技，个人通信以及其他科技对总体经济的影响还很小。
然而其他潜在问题若隐若现，有些令人担忧，它们带来的后果可能会是永久的。经济受到的调控强度比起一个世纪前大的多。环境保护让空气和水更干净，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事实上，就因为这些好处没有计入GDP，导致1970年代的萧条被夸大了。但如果是这样的，未来的技术进步还会继续带来同样的结果。而且随意起草的规范会过度增加新研究的开支，从而不利于将来的新发现。
另一项可能会永远改变的事情是政府的角色。科技悲观主义者一直提到的阿波罗计划是一段无比辉煌的历史，那时政府没有简单推动创新而是为人才和创新创造持续不断的需求。这需要更多依赖于军事工业复合体，阿波罗计划就是他们的鼓舞人心的产物。Thiel经常批评风投产业对能改变世界的创意缺乏兴趣。不过这只是市场让他们比较现实而已。私人投资者理性上就偏好投资短见效快的项目。
第三个因素是能源，它对1970年代和2000年代都有影响。Yale大学的William Nordhaus发现1970年代的经济减速从能源最密集的行业开始向外扩散，这是十年石油危机的后果。能源同样能解释2000年代的经济减速。但人们希望能逆转这个趋势。至少在美国，新技术能消减高价格的影响。Thiel保留他针对能源行业懒于创新的苛刻批评是对的，但是如果市场条件合适，能源创新也不无可能。
也许对1970年代经济下滑原因的最激进的答案要数归罪全球化了。后来去了Rochester大学的Paul Romer在1987年写了一篇有点诡异的论文，他表述了这样一种可能，即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供应充沛，使得在发达国家的降低劳动力价格变得不再重要。因此提高生产率的投资不再进行。这种观点在宏观经济学家中属于异类，因为它无视了那些用来分析增长的大量细致理论。但Romer说，经济史学家对比了十九世纪英国和美国，把美国向资本密集和高效能的美国制造体系改进归功于劳动力短缺。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Romer的说法在如今得到应验。MIT大学的Daron Acemoglu，Gino Gancia和Fabrizio Zilibotti，和CREi（位于巴塞罗那的一个经济研究中心），还有Zurich大学共同建立了一个模型来研究它。研究现实发达国家的公司花费较少的钱把低技能岗位迁移到外国，使得技工和无技能工人的薪水形成差距。然而一段时间后，外国的工人工资上涨驱使他们加大国内的研发力度。本土工人需求上涨使工资差距缩小，经济状况看起来更像二战前而不是1970年代之后。
即使模型有误，新兴国家的崛起也给乐观主义提供了信心支撑。全球市场的规模越大，世界从创新技术中能得到的就越多，因为它能被更多的人和地方所使用。培养起亚洲的中产阶层，可以让无数伟大的思想家从原本只能埋没于自给自足农业劳动中，转身一变，融入到现代经济中，并且同发达国家的研究者们一同分担知识的包袱，而信息技术让这一分享变得更加容易了。
可能某些经济仍然对信息技术能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免疫，或者抵制。比如医疗、教育和政府，那里的生产力被证明是很难提高的，但它们占经济的规模比以往还大。在这些领域缺乏来自市场的压力，也就没有动力去创新从而降低成本。
尽管如此，它的一些副作用仍然值得担心。Messrs Zbrynjolfsson和McAfee担心另一半棋盘上的技术进步或许会戛然而止，带来科技行业的大规模失业。他们认为新技术和全球化已经导致了收入停止上涨和中等技术岗位的减少。进一步还会威胁到高技术岗位并且降低技术等级，尽管现在来看它们还是安全的。
文字识别软件代替入门级别律师的工作，它能扫描上前份法律文档的相关段落并且做得越来越好。简单的体育比赛结果和金融报告现在也能用软件生成了。它们很快会进入分析领域。人力工作也快沦陷。在日本，由于看护老年人的人手紧缺，机器人技术在那里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发达国家看护费用上涨只会继续推动创新。
这些生产力的提高会创造巨大的财富。当然适应期可能会很艰难。最后，发达经济体的主要风险不是来自于创新的步伐太缓慢，而是体系僵硬到无法适应真正革命性变化的到来，它很可能不是飞行汽车。
译者：豆瓣酱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