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劳工部在初春时节发布了出人意料的职场乐观消息：1月份的失业率为5.7%，相比2009年10月金融危机后的高点10%大幅下降。过去3个月的职场招聘达1997年以来的最快速度。还有一个好迹象：多年来维持不变的平均时薪目前增长了0.5%，为6年来最高。
此次工资上涨的幅度尽管很小，却引出了经济复苏是否能最终带来薪酬增长的问题。今年2月沃尔玛宣布将美国员工的时薪提高至10美元，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为7.25美元，星巴克、帕尼罗面包和安泰保险等公司也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这确实是好消息。经合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2014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自金融危机后一直止步不前。报告指出，G20集团年实际工资增长率仅为1%到2%，绝大部分来自中国。
然而，员工应当对工资水平的大幅变化持保守态度。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至少美国如此，这也许能让待业人群重回职场，但工资水平的大幅增长却不可预见。专家表示，美国仍有许多待业人员，美国的贸易伙伴急切想将商品出口到美国，科技持续代替人工劳动以及劳工法保护不力这些因素都会使雇主在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
先别庆祝
因此，奥巴马政府美国前劳工部部副部长和康奈尔大学产业与劳动关系学院知名学者塞斯·哈里斯 (Seth Harris) 认为，“近期我们能看到实际工资的小幅增长，这没什么值得庆祝的，不光是因为工薪阶层大多数人都买不起香槟。我们得在一段时间内看到经济所有领域内都出现明显的实际工资增长时，才能确定形势在好转。”
尽管最近失业率下降，还是有问题。沃顿商学院经济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肯特·斯迈特斯 (Kent Smetters) 认为，“市场上还有很多剩余劳动力，因此公司能够更快更容易地以目前薪资水平招到新员工。”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迪安·贝克尔 (Dean Baker) 持相同观点，“（和经济衰退前相比），现在仍有四五百万人失业。兼职工作的人数比例在经济衰退后升高到50%，很少有人自愿辞职。员工没有安全感，不能指望大幅的工资增长。”
确实，如今5.7%的失业率还是比90年代后期的4%高出许多，当时的所有收入水平自70年代后期首次实现大幅增长。哈里斯指出，工资增长的原因在于供需不平衡导致的劳动力稀缺，或劳动力相对于经济繁荣时期的大量工作岗位的减少。经济繁荣时期的特点是失业率极低或为零，或存在拥有工作技能但不工作而未统计为失业的人群。目前的劳动力就业率自1978年以来最低。
切分蛋糕
除90年代后期的短暂乐观形势外，美国实际平均时薪几十年来都没有改观。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报道，排除通货膨胀影响后，2015年1月统计的20.80美元的美国平均时薪与1973年1月的水平相当。
显然，影响工资增长的不只是经济周期，还有长期问题。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及人力资源中心主任彼得·卡佩利 (Peter Cappelli) 指出，“自经济大萧条以来，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中最大的变化是经济利益的分配。顾客受益颇丰，他们以更便宜的价格或小幅增长的价格获得质量提高的商品和服 务。股东也从繁荣的股市赚了不少，但职员的收入却不乐观。”
这一发展的后果就是社会不平等加剧。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2014年出版的知名图书《21世纪资本论》指出，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占有全国收入的40%到45%，比70年代的30%到35%有所增加，而收入 最低的一半人只占有全国收入的四分之一。
而且，这10%中的大部分收入都集中于金字塔尖的1%，这1%获得10%人群收入的三分之四，而余下的9%人群的工资收入只比低收入阶层稍高。皮凯蒂将金字塔不平均的收入归因于“超级经理人”或顶级企业高管的出现，他们能够要求非常高的报酬。
据《纽约时报》报道，高收入人群分到大份蛋糕的同时，家庭年收入从3.5万美元到10万美元的美国中产阶级群体缩小，更多的人落入下一个收入阶级。在60年代后期，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是中产阶级，而现在这一比例只有40%。
新规则
这些现象使人对以往的经济学理论产生质疑。沃顿商学院法律研究和商业伦理教授贾尼丝·贝拉丝 (Janice Bellace) 指出，“需要采取额外的行动来实现收入平均分配。”根据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自2010年起，20国集团的生产力自经济衰退后开始提高，但工资水平仍保持不变。的确如此，卡佩利认为，“生产力提高所增加的收入未必与普通员工共享。谁得到这些收入取决于谁有议价权，而员工没有。”
皮凯蒂在书中讨论了已故诺贝尔奖得主、沃顿商学院前教授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的库兹涅茨曲线，该曲线预测不平等在经济发展早期会加剧，而在经济继续发展过程中下降。但国际劳工办公室的政策副主任李明宪 (Sangheon Lee) 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库兹涅茨并不认为不平等会随经济规律自动下降，而是需要通过政治抉择，让低收入的城市工作人士获得更多权力。
过去四十年内，政治选择和全球经济趋势都往相反的方向来共同削弱劳动者的势力。工会影响力衰退，最低工资贬值，全球化和科技都在让美国的工作机会减少。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的贝克尔说道，“我们的贸易政策有意使制造业工人直接与发展中国家的低薪工人竞争，可以预料这样的效果是他们的工资下降。”
贝拉丝说，确实如此，很多事件的发展共同为雇主增加了谈判砝码。70年代的油价上涨使生产商控制工资等其他开支，而没有提高价格。婴儿潮一代和妇女进入职场也使工资保持低水平。接下来的几十年，全球化的出现，公司将运营向薪酬水平低的国家外包。同时，科技创新使许多人工工作被替代，她补充说，“往往是新科技公司而非制造业公司在创造新工作机会。”
下一步？
重塑中产阶级的美国梦将成为未来总统选举中两党的主要议题。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将对许多想法进行讨论。这些想法包括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超时工作保护、给员工加入工会的自由选择权以及移民工作中心等其他形式的劳工组织。奥巴马在其国情咨文中提到的政府对高等教育提供的财政支持，如免费社区大学教育等，也有望提高劳工待遇。此外，沃顿教授斯迈特斯认为，联邦政府拨款让工人重建老化的基础设施也能够满足许多需求。
但哈里斯说，“提高薪资水平最终还是要靠提高就业率。”为此，美联储委员会今年下半年将面临一个艰难决策：经济开始复苏后何时开始提高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有人预测由于失业率的不断降低，美联储将在半年内提高利率。但沃顿教授卡佩利认为，棘手的薪酬状况可能意味着美联储会改变货币政策策略。他说，既然薪酬水平上涨不太可能，“排除对通货膨胀的考虑能让经济发展得更繁荣。因此美联储会减少对缓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