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期开始，每份经济学人都会设一个专栏专门报道中国。这是自1942年（经济学人）开始特别关注美国以来，首次为一个国家开设专栏。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中国不仅已然成为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并迅速成为一个足以使美国不安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也对中国那与传统国际政治规范不吻合的政治体制颇感兴趣。即使在很久以后，中国都将因这点吸引或煽动世界进行变革。而这是二战后的日本以及印度可能永远也达不到的。
就在20年前，全球性超级大国这一殊荣仍然离中国遥遥而不可及。上世纪80年代末的集会抗议让经济改革内外交困，同时受到了国内保守派和境外孤立主义的威胁。紧随其后的1992年，已故的邓小平对广东等最具有改革意识的省份进行了“南巡”。邓小平，这位现代中国的缔造者，通过对改革史无前例的支持这一神来之笔，让中国经济从此踏上了几乎一往而不复返的前进之路。
相较于富裕国家的跌宕起伏，中国的进步无可阻挡。但是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确实骚动的社会。就在邓小平多年前南巡的广东，很多乌坎村民出现了抗议活动；四川藏区则出现了民族纷争；对房价下跌的恐惧则折磨着很多人。种种迹象说明，这些离心现象让共产党的任务日益艰巨。
多年的持续经济发展催生了党收紧权利的本能。很多异议者被安全人员骚扰，远离中国。而对异议人士的媒体报道又加深了政府的困难。所以相对于收紧权利，政府更需要掌握松手的艺术。
中国的第三次革命
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到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中国共产党可能重蹈苏联和东欧同胞的覆辙而解体。这成为了第三次革命的由来。改革开放抛弃了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经济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们怀着对事业的激情开始全身心的致力于重塑中国，并且开始允许一些西方人接触中国制度的内部。官僚们不仅改变了中国那怪物般的低效率国企，还部分效仿精英政治的唯才是用。
这种混合政府调控和市场改革的方式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过去2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的快速发展与增长幅度让过往的国家经济腾飞都黯然失色。年均经济增长10%，并且史无前例的带领4.4亿人摆脱贫困。
然而由于世界与中国，都在改变。所以为了中国的增长能够持续，这种混合模式不能一成不变。
虽然中国很好的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但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仍需要从投资和出口向、转向国内消费。而这种转变的基础在于更好地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现在，中国的银行将工人们的储蓄投入到国有企业中，剥夺了工薪阶层的消费能力和私有企业的资本运用能力。因此，就在土地和劳动力等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日渐减少之时，中国政府却在大规模浪费资本。我们认为给予金融系统更多自由能够提升消费者购买力，并且能够更有效的实现资本配置。
如今即使最轻微的经济增长放缓也能导致不安情绪的蔓延。很多人都觉得经济增长只有很小一部分能使他们受益。在城市里寻找工作的农民工被当做二等公民，缺乏必要地社会保障和教育。被政府掠夺土地成为了愤怒产生的一个主要因素；缺乏制约的工业化则对农产品和人体产生了毒害；日益增长的腐败造成了愤怒，而借助互联网，愤怒的人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他们的怨气传播出去。
党的官员们将日益增长的动荡局面引用为自由开放所产生的危险后果的证据。他们认为移民不仅仅是增长的动力，也是不稳定的来源。工人们的抗议行为不但中断了生产，而且还威胁了繁荣。混乱也伴随着公民社会的萌芽而来。在换届之年，政府官员们对这些威胁格外敏感。
这些对管理控制的偏见不应当仅仅被当做自利的行为，而且是可以被理解的。爱国者可以振振有词地认为，大多数人还是有充足的个人空间，并且相较于权利和自由，更关注于稳定的生活：毕竟，阿拉伯之春，在中国响应者寥寥无几。
然而，也有中国人显然想要有的权利存在。农民工渴望能在他们迁徙的时候保留其有限的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的权利。而我们认为自由成立社会团体的权利可以帮助，而不是阻碍经济的发展。工会可以劝阻非法罢工，帮助工厂专心生产。权益维护组织可以监督腐败。寺庙、道观、教堂和清真寺则可以激励中国富裕的人去帮助建立福利事业。宗教和文化组织则可以帮助中国人摆脱对经济快速增长的贪得无厌，寻找到人生的意义所在。
我们当前所需要关注的
昔日中国的血雨腥风后，让共产党懂得了动荡乃首要危机，但是历史同样也教会了我们那些企图依靠掌握绝对权力来统治的人最终将一无所有。党内已经开始有人认识到，中国经济的悖论在于中国要想延续成功，就必须摆脱那些有效的旧模式。
中国是会成为一个专制的庞然大物，然后停滞，解体呢？还是成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样，变得更自由、更繁荣？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来说要比知识产权更重要，因为这不仅会影响中国的未来，还会重塑世界的未来。
译者 邋遢流~
